瑞士日内瓦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 慧诺(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 迦然(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
本文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如今在西非，新兴水泥工业正作为解放“增长潜力”的杠杆，为新一代本土政商精英的崛起创造条件。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水泥产业是基建的基础，其影响力甚至超越当初的石油产业。西非的混凝土价值链，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塑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模式。
作者认为，“混凝土城市”模式的扩张，也折射全球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变化。以往跨国企业攫取大量投资和贸易收益，但在非洲“政商结合”的新型资本主义之下，本土政商精英崛起并形成联盟网络，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已开始发起反向收购并重塑“南北关系”。随着新自由主义影响的退却，西非似乎正出现一种新治理模式：由政府集权推动基建立项，企业响应号召加速落地，民众则根据政绩成果进行投票。
作者指出，新兴的非洲亿万富豪已不再“偏安一隅”。他们有人投身政治，试图复刻特朗普或贝卢斯科尼的“元首之路”。他们也投资海外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事务。以西非的“混凝土城市”为背景，新的地缘政治地图已拉开帷幕。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十，摘译自Armelle Choplin著《混凝土城市：西非的材料流通与城市化》（Concrete City, Material Flows and Urbanisation in West Africa，Published 2023 by John Wiley & Sons Ltd.）。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西非的“混凝土政治经济学”
2017年，贝宁最大水泥厂NOCIBE的首席执行官终于决定，勉为其难地邀请我前往公司位于科托努（Cotonou）的总部办公室，交流讨论蓬勃发展的混凝土行业的未来。
“我不会告诉你关于水泥的任何事情，”他向我警告道，“在我们的行业中，我们不谈论水泥。水泥是秘密的。”
一种如此平凡又无处不在的材料，究竟有什么需要隐藏的呢？在整个非洲大陆，混凝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物——它早已成为当代非洲城市化的基础材料。回顾历史，混凝土也与人类发展长相陪伴，促进了资本再生产和政权的巩固。
视线回到当下的西非，我将探讨混凝土、政治以及经济在这个时空中的关系：水泥工业和混凝土价值链如何推动城市发展？“混凝土的城市”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为此，我将分析非洲国家重组以及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过程，从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的分析中洞察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的形成。
混凝土已经成为福柯所言的“政府性”的关键要素。非洲国家需要从建筑业（房地产）等私营部门中获得财政收入，进而巩固对国民人口的统治。国家治理也依赖于混凝土这种物质，从建筑物、桥梁和水坝，到沥青道路、十字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通过不断的建设项目将权威合法化。
在非洲人的记忆中，水泥这种“灰色黄金”曾需要大量进口，如今则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在公众视线中，这个行业甚至塑造了非洲发展的最新典范，如“非洲首富”阿里科·丹格特（Aliko Dangote）。混凝土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政府和企业的互利共生：渴望看到建设项目迅速落地的总统，寻找资源的地方官员，寻求利润的金融家和水泥公司，自诩为慈善家的野心商人。他们是“非洲式资本主义”（Africapitalism）的代表。
▍“灰色黄金”：水泥的“非洲化”历程
（一）从殖民进口到“非洲制造”
水泥并不是非洲的新鲜事物。在建立本地水泥厂之前，欧洲殖民者携会自带水泥，用于建造沿海地区的早期殖民城镇。1890年，水泥占了贝宁进口商品的四分之一；到1930年，它成为殖民住房中的主要建筑材料。上世纪50年代，与“小麦粉、罐头食品、葡萄酒和利口酒”一道，水泥仍然是一种主要的进口材料。
欧洲殖民者认为，相比非洲人传统的植物建筑，混凝土更加安全、牢固和现代。某些地名中也体现了殖民者带来的隔离：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葡萄牙人的建筑遗产被称为“水泥之城”（Cidade de cimento），而贫困、无规划的地区则被称为“芦苇之城”（Cidade de caniço）。直到今天，从居民选择到法律规定，水泥砌块已逐渐取代了稻草、竹子和黏土，也取代由拉美前奴隶引入的巴西土建筑。
在殖民时期，法国和英国不愿意大规模投资昂贵的水泥厂。直到1930年，西非的第一座水泥厂在塞内加尔的沿海城市鲁菲斯克（Rufisque）开业，这是如今“商业水泥公司”（SOCOCIM）的前身。
这是该地区最早的综合性水泥厂之一。与当时更常见的磨制厂不同，综合性水泥厂的水泥产自当地的石灰石矿。一旦提取出来，石灰石与黏土按照80-20的比例混合。将物质加热至1450°C，制成被称为“熟料”（clinker）的小块状中间产品。然后将这种坚固的熟料粉碎并与石膏混合，制成我们称之为“波特兰水泥”的灰色粉末。磨制厂只执行混合熟料和石膏的第二阶段，这里的原材料往往进口自欧洲或北非。
综合性水泥厂生产流程
综合性水泥厂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导致运营成本高昂。在西非地区，获得足够并持续不断的电力供应非常复杂，而且石灰岩矿床很少。因此，直到1961年，尼日利亚才首次建立了埃韦科罗水泥厂，如今归属法国-瑞士水泥巨头拉法基豪瑞（LafargeHolcim）的非洲子公司。在1978年，贝宁的奥尼格博洛水泥厂（如今的SCB Lafarge）在100公里外的开始建设。
随着这几家综合性水泥厂的成立，更易设立的磨制厂也在新建和扩产。熟料、水泥和石膏都是大宗进口商品，因此磨制厂往往靠近港口：1967年，贝宁水泥公司（SCB）在科托努码头附近成立；1969年，多哥水泥公司（Cimtogo）成立于洛美港口旁边。
非洲水泥产业链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巨大转折。此前，由于更高的能源和投资成本（1.5到2.5倍）以及产能过剩，非洲本地的水泥价格一直在每吨40美元到60美元左右，相比工业化世界的价格高出两到三倍。随着197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欧洲建筑市场产能过程并扩大对非洲出口，水泥价格开始下跌，这也为其21世纪初在当地的投资建厂奠定了基础。
（二）爱国消费与国家认同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少15家综合水泥厂在西非开业。拉法基豪瑞和德国的海德堡水泥（Heidelberg Cement）等公司引领了相关投资，非洲本土的丹格特水泥公司（Dangote）也是主要推动者。
西非的石灰岩储量有限，但品相良好。类似于赞比亚曾经丰富的铜矿带，如今在西非出现了一个“石灰岩带”，从多哥经由贝宁到尼日利亚，这将塑造该地区产业的未来。在原有磨制厂之外，各大水泥巨头都在该矿带的沿线设厂布局，用以供应本地及周边无石灰岩矿的市场。
在相关地区，加热窑炉所需的能源（尤其是电力）的缺乏是建厂的最大障碍。因此，海德堡公司过去更倾向于从中国或印度尼西亚进口熟料，然后在洛美和科托努港口附近的磨制厂进行加工。尽管解决了矿产来源，但非洲水泥厂仍然高度依赖外部原材料：窑炉用的石油焦来自委内瑞拉，混合用的石膏来自西班牙。由于外部原材料价格对水泥成本影响过大，大企业越发倾向于建设综合性工厂。
几内亚湾周边的的水泥厂
非洲各国独立后，前殖民者建设的水泥厂连同石油精炼厂、汽车组装厂、啤酒厂、航空公司、面粉厂等通通被国有化，并成为了“国家自豪感”的象征。近60年来，水泥已经非洲化，该地区许多人会很自豪地购买和使用“本土”水泥，因为这是少数几种在当地生产的商品之一。
虽然混凝土是一种全球商品，但在非洲却与地区和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水泥公司也制定了一种论调，宣扬消费“国产水泥”是爱国行为。非洲几乎没有类似于其他工业国的标杆产业或愿景，而混凝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味。
（三）“非洲首富”：水泥大亨丹戈特的崛起
作为丹格特工业（Dangot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其自传《世界上最富有的黑人》中，阿里科·丹格特曾用简单而宏大的话语表达了他的职业信仰：“要建立一个成功的业务，你必须从小处开始，梦想大一点”。根据这书的叙述，丹格特在叔叔和祖父的帮助下卖出了三卡车的水泥，并由此打造起了一个商业帝国。而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他成为了非洲领先的水泥生产商，尼日利亚乃至非洲首富，甚至是世界第25富有的人。
在非洲水泥行业，丹格特成功颠覆了欧洲大型跨国企业的主导地位。该公司成立于1977年，目前经营着超过10个综合水泥厂，雇佣了超3万名员工，业务覆盖10个国家（尼日利亚，喀麦隆，刚果，埃塞俄比亚，加纳，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丹格特能实现从采矿到终端销售全链条，2021年总产能达到5155万吨。该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三个水泥厂（Obajana，Ibese和Benue）的年产量就达到了2930万吨，控制该国65%的水泥市场，拥有定价权。
自2020年4月以来，丹格特通过水泥涨价和政府扶持的大型炼油项目，让公司营收增加了40亿美元。仅在2021年，随着尼日利亚住房和基建领域的“繁荣发展”，丹格特水泥公司的股价上涨30%，其个人财富也增长14.8%，并在2022年达到了167亿美元。
在彭博社“全球5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榜单中，丹格特是唯一的非洲人。他的财富、家庭和成功是很多西非人奋斗的榜样，甚至可以说已跻身“世界精英”。2018年3月，他为女儿在拉各斯举办婚礼，比尔·盖茨等“全球名流”甚至亲临现场，而每位宾客也都获赠了一块劳力士手表作为纪念品。在他的鼓舞下，当地男性青年的梦想不再局限于明星足球运动员——水泥生产商也有光明的未来。对于女性而言，该公司生产的VIP荷兰蜡布，也逐渐成为奢华时尚的品牌代表。
丹格特创造了非洲水泥产业的新模式：由非洲人拥有，在西非获得原材料并加工，甚至停止进口。尽管某些原材料依赖进口，但终端产品已成为“非洲制造”的代表，甚至有望扭转与前殖民者的地位关系。此前，丹格特曾暗示计划购买英超足球俱乐部阿森纳；在2019年，马克龙总统也曾邀请丹格特到法国投资兴业。
▍非洲的水泥“生意经”
（一）水泥企业在非洲“跑马圈地”
在远处，一条新铺设的红土轨道的尽头，一座崭新的水泥厂正从非洲大草原中崭露头角。我看了看在皮卡车仪表板上的时间，已经迟到了。尽管在黎明时分我就出发了，但从科托努出发所需的时间还是超出了预期。我有些紧张。NOCIBE的首席执行官曾警告我：“我没有太多时间；咱们只能在早上8:30到9:00之间交流。”
我刚进入办公室，首席执行官向我发问：“你知道是谁发明了水泥吗？”究竟谁是水泥的“亲生父亲”尚有争议，但我知道他是法国人，于是答道：“路易斯·维卡特（Louis Vicat）。”“什么时候发明的？”“十八世纪初，建造苏亚克桥时。”他对我的答案似乎满意，微微一笑，然后邀请我坐下，并提出要带我参观公司新建的水泥厂、采石场和约50个家庭的住宅区。这次会面在下午1点结束。
自2010年代以来，拉法基豪瑞、海德堡水泥、丹格特等公司都在西非市场激烈角逐。参与竞争的企业还有塞内加尔的CDS水泥公司（贝宁NOCIBE工厂的所有者）和Amida集团（贝宁SCB Bouclier和科特迪瓦Ciments d’Abidjan的所有者）、印度的西非水泥公司WACEM（由印度迪亚姆水泥厂和爱尔兰Fortia Group持有）、摩洛哥的CIMAF集团、土耳其的Limak集团，或布基纳法索的Kanazoé集团。
综合性水泥厂和磨制厂产能扩张引发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兼并重组时有发生。贝宁最古老的水泥厂之一Onigbolo成立于1978年，是贝宁和尼日利亚的合资企业。1998年，贝宁政府将其51%的股份出售给了拉法基，而尼日利亚则将其43%的股份出售给了丹格特。贝宁保留了该工厂的6%股份，工厂的名称也改为了SCB-Lafarge。
丹格特集团无疑最有影响力西非水泥巨头。据其官网介绍，尼日利亚拥有2.1亿居民，水泥需求从2000年到2014年间增长了从5百万立方米到2,300万立方米，增长了400%。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该公司拥有三座大型水泥厂：科吉州的Obajana工厂于2008年开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规模最大，年产量达到1325万吨；奥贡州贝努埃工厂成立最早（2007年），年产量达到1200万吨，主要供应尼日利亚东部和喀麦隆；奥贡州伊贝塞工厂，靠近贝宁边境，年产量也高达1200万吨。丹格特帮助尼日利亚实现了水泥的“自给自足”，并在随后成为非洲大陆的头部出口商。
丹格特的加纳子公司于2010年开始运营，现在直接或间接地为5000人提供就业机会。该公司在加纳的主要港口特马（Tema）占地10公顷，用于建立卡车和包装操作的物流平台，用于将产品出口到布基纳法索、马里和科特迪瓦。2020年，一座综合性水泥工厂在塔科拉迪港（Takoradi）开工，这将与印度迪亚姆水泥的加纳子公司展开竞争，后者在阿夫劳港（Aflao）建厂，距离多哥边界及其首都洛美市仅几百米。
该集团从不掩饰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每年都公布战略报告进行详细阐述。2015年，该集团在达喀尔郊外开设了一家新工厂，与法国维卡特集团（Vicat Group）旗下的SOCOCIM工厂直接竞争。SOCOCIM工厂30%的产能用于出口，尤其是销往冈比亚和马里。与此同时，丹格特还计划在尼日尔的尼亚美（Niamey）和科尔（Kao）继续开设新工厂。
2015年，海德堡水泥在多哥首都塔布利博（Tabligbo，距洛美80公里）开设熟料生产工厂Scantogo，加强了其在西非的影响力。该厂能对洛美、科托努、瓦加杜古以及特马的多家磨制厂供应熟料。该集团自1999年以来就从挪威的斯堪的那维亚水泥公司（SCANCEM）里接手了上述工厂，此前这些都是当地的国有企业。此外，该集团在布基纳法索拥有三座水泥厂，最新的一座于2015年在首都瓦加杜古附近开工，年产量为80万吨，预计很快将增加到170万吨。在多哥卡拉的（Kara）工厂正在加倍产能。在贝宁，工厂规模扩大明显，其产量的近20%出口到尼日尔。海德堡集团不仅是该西非第三大水泥生产商，而且是该地区最大的砾石生产商——其距离洛美72公里的Granutogo砾石工厂日产能可达1000吨。
（二）“水泥价格就像股票市场”
“水泥的价格就像股票市场，每天都在变化”，当地的零售商乔埃尔向我解释道。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记录每吨水泥的价格。
在过去五年中，随着新工厂开设，供给短缺已经让位于产能过剩，导致该地区的价格下降。然而，尽管竞争激烈，非洲的平均水泥价格依然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183%。平均数也掩盖了西非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贝宁，每吨水泥的成本从2014年的110,000西非法郎降至2017年11月的67,000西非法郎（约100美元），是周边国家的最低值。
表1：2020年每吨水泥价格
在一些西非国家中，水泥被视为与面包或大米类似的基本商品，因此其价格受到政府监管。在贝宁，每吨水泥的官方价格到2014年仍为90,000西非法郎，但零售价格可能高达110,000西非法郎。随着NOCIBE水泥厂开工，价格开始下降，这也符合政府、金融家和市民一直以来的预期。
波多诺伏市的商店主帕斯卡尔对我说，“以前有黑市和水泥走私。人们去尼日利亚购买水泥，然后偷偷带回来”。在贝宁和尼日利亚之间走私水泥，就像走私劣质燃料一样，以前是常见现象，这在尼日利亚奈拉贬值时尤为明显。然而，自NOCIBE厂开工以来，水泥走私急剧减少。
贝宁政府对该厂提供了税收豁免，帮助其维持“出厂价”，导致每吨单价一开始就下降了5,000西非法郎，并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继续下降了25,000西非法郎。竞争对手别无选择，只能重新调整价格。一些企业开始谴责不公平竞争，呼吁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SCB Bouclier的销售总监主张“国家加强市场监管”，自己“只能勉强盈亏平衡”。同期，拉法基的Onigbolo工厂也在过去的10年里将员工从500人减少到380人。根据工厂主任的说法，问题不在于产能：“工厂每年生产约50万吨。它可以生产更多，但这会有过剩和价格崩溃的风险。”
事实上，主要的水泥生产商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满负荷生产。面对竞争，他们开始关闭销售点，迫使分销市场重新组织。在贝宁，降低价格对丹格特来说并不划算，因为他已经从尼日利亚政府购买了超过43%的SCB Lafarge股份。然而，贝宁的多位总统都拒绝在丹格特在本国销售水泥。然而，2018年曾有传言，情况可能会改变。事实上，如果尼日利亚能够允许贝宁企业在该国销售水泥，那么贝宁政府没有理由对丹格特进行封锁。
多哥的价格管制持续有效，单价维持在82,000西非法郎。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企业倾销。这正是丹格特在2016年秋天想做的事情，他提出以65,000西非法郎的单价销售。当多哥政府拒绝时，国民议会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不少议员站在丹格特一边。然而，多哥政府态度坚决，它希望保护本地生产的稀缺领域，如大米、谷物和水泥。
2016年11月，加纳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本地生产商Ghacem和印度的迪亚姆水泥公司牵头的“加纳水泥制造商协会”（CMAG）公开呼吁抵制丹格特水泥。丹格特的加纳子公司辩护道，其已经支付了税款，并且该企业稳定了当地水泥价格。丹格特还指出，上述两家企业在加纳市场经营55年后仅雇佣3,000人，而丹格特公司在经营6年内就拥有了2,000名员工。
在塞内加尔，水泥价格由政府制定。然而，在达喀尔到新城迪亚姆尼亚久（Diamniadio）的高速公路等大型项目的驱动下，该国水泥价格飙升到每袋约3,500西非法郎，而官方价格为每袋2,900法郎。政府发现自己无法控制价格，只能寄希望于丹格特工厂增产后市场价格主动下降。然而，丹格特公开表示，其将继续提高质量而非降低价格，引来媒体和民众的广泛批评。
尽管西非水泥厂商往往能通过行业协会展开对话，但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大家都在抱怨竞争对手的不公平做法。例如，Cimtogo的首席执行官对丹格特非常恼火：“为了赢得市场，丹格特依赖于规模效应。该公司几乎以成本价进行倾销，并通过规模来获利。我们无法与这样一个巨头竞争，因为他能从各方面获得支持”。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甚至也能对水泥价格产生影响——平均单价从60,000上升到80,000西非法郎。水泥价格的持续波动助长了激烈竞争，同时也推动了“灰色黄金”在西非地区的广泛流通。
（三）“一直在路上”：水泥与卡车物流
2016年9月的一天，我在多哥-贝宁边境看到了将近300辆载有水泥的丹格特卡车。它们都注册在加纳。我不禁好奇，这些满载货物卡车究竟来自哪里？几天后，我在距加纳-多哥边界60公里处再次遇到了相同车队，它们仍然满载。三天后，我再次在阿克拉市（Accra）郊外的工业区和特马港看到它们，不过这次是空车。
2016年5月，阿里科·丹格特收购了一个特马的物流平台，作为他在尼日利亚生产水泥的分销点。从这里，水泥不仅能出口到加纳，还将流入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马里，那里的价格要高得多。为此，丹格特于2016年7月从中国重汽购买了1500辆卡车，双方还在尼日利亚成立了合资企业，用于组装卡车投入到水泥运输。卡车组装厂位于伊贝斯，距离贝宁首都波多诺伏不到100公里。
几乎每晚，你都可以看到一辆辆卡车穿过伊贝斯市中心，前往500公里外的加纳特马港。每个车队由400辆卡车组成，每辆卡车满载50吨水泥。司机是加纳人，只有一名司机负责携带所有文件并操作相关手续，旨在防止个别司机私下进行谈判并限制可能的腐败行为。
丹格特官方声称，其扩张战略是出于善意：目标是降低价格，让各地都能买得起水泥。然而，这可能也只是其拓展新市场的借口。自2016年7月以来，尼日利亚一直在经历经济危机。该国奈拉贬值严重，使尼日利亚的水泥的出口价格很有竞争力。很快，贝宁-尼日利亚边界的水泥走私就频繁起来，这对丹格特也意味着进入更大西非市场的机会。在与多哥和贝宁政府多轮谈判后，丹格特获得了市场准入，能够接管快速扩大的加纳水泥水厂。
丹格特集团采用“垂直一体化”架构，使其能够控制生产和分销。该战略在空间上有深远影响：3500辆卡车穿梭在西非公路上，然后公司在偏远城市的郊区开设生产和分销点，那里水泥价格相比人口数量的增长最为迅猛。垂直一体化使丹格特能控制整个行业，并将影响力辐射到所有地区。
作为扩展计划的一部分，丹格特集团公司与尼日利亚政府在2020年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重建该国各地的混凝土道路。垂直一体化也使丹格特免受物流公司可能造成的干扰，特别是游说和罢工的风险。掌握运输也使丹格特能快速响应需求，不仅能获得政府合同，还能供应私人工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丹格特也引领了非洲物流业的变革。
在西非沿海的公路上，丹格特车队并不“孤独”。还有700辆“水牛”卡车，满载海德堡水泥旗下产品，从多哥塔布利博的工厂销往贝宁、多哥、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分公司。这个车队属于尼日尔富商伊利亚苏·穆穆尼（Illiassou Moumouni），他与海德堡水泥签署了长期的运输协议，而德国集团也声称不计划垂直整合运输业务。海德堡水泥旗下Cimbénin公司的销售总监对我说：“我们的业务是水泥，而不是物流”。Cimtogo的CEO也强调了这一点，该公司20%的物流由“水牛”车队负责。
在西非商界有传言，穆穆尼拥有多达2000辆卡车，从不空载上路。穆穆尼的父亲是一名二手衣物商，他自己则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摩托车出租车司机。据传，他擅长找到任何产品并以高利润出售。在科托努时，他常常睡在水泥工厂前的摩托车上。在1985年至2004年之间，他定居在贝宁和尼日尔之间的边境口岸马朗维尔（Malanville），倒卖各种各样的产品。从2004年开始，他搬到加亚港（Gaya），和彼时尼日尔最大的水泥批发商之一查尔福（Charfo）合作，开始销售和运输水泥。
此外，在多哥的水泥行业，还有一名叫加多（Gado）的重要承运商。他以6.6万非洲法郎的单价购买丹格特车队的货物，然后在当地市场以8.8万法郎出售。
物流是基础。道路不再是解决孤立问题的手段，而是运输速度和盈利能力的必要条件，水泥则是不断加速的核心商品。尽管重型材料的运输费用高昂，但水泥依然不断在通过平板卡车、独木舟或摩托车跨境流通，而水泥公司也加速相关贸易。出口数据也反映了相关趋势：水泥和熟料是贝宁第五大出口产品，仅次于棉花、腰果、油果和石油，每年出口额达到144亿非洲法郎，主要目的地是尼日尔（60%）和布基纳法索（40%）。
水泥已随处可见，在道路干线两边、每个街角、每个建筑工地、市区外围、集装箱和小型皮卡车上都有出售。Ciment Bouclier的销售总监强调：“我们目标就是靠近客户，确保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水泥”。SCB Lafarge的董事也表示：“分销已经发生了变化：购买者不再愿意去寻找产品，而产品必须送到他们面前”。
在科特迪瓦，拉法基豪瑞开发了一个基于特许经营的本地分销网络Binastore。水泥制造商正在小心翼翼砍掉中间商环节，避免利润被摊薄，应对价格的持续下降。SCB Lafarge的董事指出：“目前的趋势就是减少正式销售点的数量，并通过特许经营系统与私人批发商合作。我们现在只承担15%到20%的交付任务”。因此，水泥制造商正培育小型零售市场，并辩称自己为西非地区经济创造了更多新岗位。
（四）口号响亮：“一切为了发展”
非洲的城市化需求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住房和基础设施方面。在此背景下，水泥制造商都声称其为地区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房屋提供材料，为道路铺设沥青，为每个人建立学校和医院，从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西非政治家们也在积极推动这种叙事，多次主张混凝土是当下非洲崛起的核心构件。对水泥的热情被塑造成为一种共识：这不仅服务了经济发展和富人的利益，同时也改善了穷人的生活条件。
丹格特等水泥企业都将自己呈现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赞助者。丹格特声称，通过生产“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材料能“丰富非洲人的生活”。拉法基豪瑞强调社会住房计划对建设包容性城市的贡献，并资助了14Trees计划以提供所谓的“体面”住房，还针对贫困郊区的人口推出了DuraBric产品。在肯尼亚，豪瑞已交付了非洲最大的3D打印经济适用房项目，声称其解决了非洲最为迫切的住房问题。，
水泥企业迫切地积极参与解决当地社会问题，并表示所谓“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不是慈善，而是其业务战略的一部分。海德堡水泥的基金会启动了一系列措施“支持社区发展”：提供水泥供建设学校、医疗中心和其他基础设施，如井和道路。拉法基豪瑞也采取类似的方式，在Onigbolo水泥厂附近建造学校。丹格特则强调其对于当地就业的带动作用。NOCIBE水泥厂还赞助了“环贝宁自行车赛”，提供了两吨水泥作为奖品。
然而，上述举动往往被各界称为“洗绿”（Greenwash），旨在抵消水泥行业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但无论外界评价如何，所有行动都表明，水泥公司已是非洲城市事务的全面参与者。
▍在混凝土之上，新非洲精英崭露头角
（一）水泥产业：“释放非洲增长潜力”的杠杆
自200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和援助机构开始公开支持水泥工业。世界银行将其视为消除贫困和“释放非洲潜力”的杠杆，法德的国家援助机构则为新建水泥工厂提供贷款。这些机构一致表示，通过竞争能够降低水泥价格，而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将为非洲贫困人口提供收入和生计。例如，法国开发署（AFD）通过旗下私营投资公司Proparco为土耳其Limak公司的项目投资了2000万欧元，用于在阿比让郊区设立工厂；德国发展银行的子公司DEG也支持了该项目。
此外，这些机构还将水泥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相关联。联合国人居署提出，超级城市、城市走廊和都市圈能为全球经济生产做出重大贡献。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越大越好”。这个结论来自西方世界的经验，但世界银行等机构认为也适用于全球南方，并将其纳入2015年9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2016年10月联合国人居大会（UN-Habitat III）报告。
因此，非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的发展银行也在积极资助西非地区的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显然，上述所有项目都需要大量混凝土。受到申根模式的启发，西非也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大型道路动脉就是人员和货物流通的基础。阿比让-拉各斯走廊（CORAL）具有代表意义，其沿线占该地区经济活动的75%。得益于周边政府的关税和政策支持，大量水泥也沿着这一走廊运输。
丹格特集团及其战略正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非洲联盟（AU）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大力支持。丹格特实现混凝土生产“本地化”的目标与非洲联盟的原则一致，而ECOWAS则为丹格特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法规框架。加纳迪亚姆水泥公司就曾表示，“丹格特获得了尼日利亚出口扩张补贴计划30%的资金，并获得了ECOWAS的免税权”。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丹格特集团的车队可以不受关税约束，轻松越过尼日利亚、加纳和尼日尔边境。从官方角度来看，该公司提前在州一级上缴税款，从而避免相对更加“腐败”的边境盘剥。非正式地，该企业很可能已与政治家们在私下达成了分成协议。
透过混凝土，我们能够透视政府的转向、跨国联盟的博弈，以及私营部门的战略。没有政府和资方的强力支持，没有一个水泥厂能开办。此外，风险与利润并存，如果要吸引外国资本进入，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扶持能干的本土企业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总统也是“建设者”，更是“企业家”
“经常建设，有时毁坏，但永远服务”
——2017年贝宁科托努政府大楼旁一处工地的标语
自2016年担任贝宁总统以来，帕特里斯·塔隆（Patrice Talon）一直希望通过清除街头摊贩来“清洁”主要道路，政府官员也附和提出“解放公共领域的行动”。然而，许多居民却将此举称为“驱逐”。
塔隆正试图实现贝宁经济首都的“现代化”，加强与其他非洲大城市竞争。“科托努在与阿比让和阿克拉竞争”，他在2016年向媒体放言。作为塔隆政府“贝宁之梦”的一部分，这位“建设者”总统开始了大兴土木推动城市化，为道路基础设施、社会住房计划、智能城市、新机场、沿江和沿海开发，以及“城市环卫项目”提供大规模投资。
在贝宁和其他地区一样，政治领导人都在以“建设者”的身份留下印记，并通过基建项目以赢得选民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元首类似于“招商引资”的首席代表，这也映射出非洲国家形象在近年来转变——摆脱过去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强加的预算限制，通过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基础设施项目来促进发展。
与此同时，各国总统的形象也与其发起的项目融为一体，因而陷入“短任期”和“长建设周期”的矛盾。为避免行政延误，总统创设了类似公司新机构，绕开议会和监管，推动公私合作来加快项目建设。政府集权搞基建，民众也根据成果来进行政绩评估，这正是西非国家治理的新趋势。
在贝宁，总统已经创建了旅游、饮用水、生活环境和数字技术等机构，并任命在外国接受过教育的贝宁人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机构往往通过国际咨询公司来协调资源，推动公私合作伙伴协议的签署和落地。这些新机构大力扶持新的私营企业，并用更商业化的表达介绍项目企划。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要求于1990年代成立的实施机构则逐渐式微。
塞内加尔的情况也相同。该国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和大型项目促进局”（APIX）负责监督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尤其关注新卫星城市迪亚姆尼亚迪奥及配套交通设施的建设。这个机构在部长制度外单列，由总统直接控制。对于非洲公民而言，这些没有明确定位的“准国家机构”已开始引发管理混乱，事实上也意味着部公共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国家向私营实体的转移。
在“国家”的框架下，总统也具备了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身份。他们将国家公权力与私营部门干预相结合，合法化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对于各位“总统企业家”而言，“快速城市化”已是全球南方的发展共识，也推动着水泥行业的普及和繁荣。
（三）“先富带后富”的非洲式资本家崛起
在全球各地，建筑业与选举政治之间的关联都是常态。非洲走出“计划经济”时代已有三十年，国家并没有“消失”，而是与企业家和大资本融为一体——这在土地、房地产和建筑业领域尤为突出，这是许多投资者眼中最安全的存放地。因此，某些金融集团、政治家和企业家往往也因为在各种“混凝土块”上“翻车”，安哥拉杜桑托斯家族在近期爆发的丑闻就是很好的例证。
作为非洲特殊政商关系的杰出代表，丹格特的情况尤其值得分析。尽管从未声称过竞选野心，但他与尼日利亚政府的联系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几届政府支持了丹格特在国内建立起垄断地位，为其提供了石灰岩采矿权、减税、国有企业股份以及产品出口等一系列帮助。
尼日利亚本土学者指出，丹格特曾与前总统奥巴桑乔（Ọbasanjọ）结盟，颁布了该国水泥工业的整合计划。丹格特积极资助奥巴桑乔的竞选活动，并帮助其在2003年成功连任。2017年，新总统布哈里（Buhari）则亲自祝贺丹格特，感谢其帮助该国成为水泥出口国。在官方支持和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化”，丹格特能避开公开招标规则以获得合同，实现了租金提取和利润最大化。
在国外，丹格特自称“非洲式资本家”（Africapitalist）。“丹格特们”取代了上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国家形象代表。其中一些非洲式资本家正在积极参政，借鉴美国的特朗普或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的选举轨迹，试图成为国家元首。他们将权力人格化，强调自身能实现资源再分配，进而争取合法化地位。事实上，这些非洲式资本家大多继承了自殖民时代到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关系，并且具有强大宗教、家庭和社区支持背景。
然而，“丹格特们”的轨迹也具备开创性，即通过创造了国家权力与全球资本主义结合的新模式。一些“新富人”声称比前辈更加低调，突出公司业务与慈善事业的关联。丹格特就自称是“为非洲人民服务”而工作：“我的秘密是将利润重新投资回国家，而不是将钱藏进瑞士银行账户；我过着简朴的生活方式，将一切押在非洲市场上”。尽管他声称优先投资于非洲，但也在积极转向美国市场，并在那里创建了首个“非洲家族财务投资办公室”。丹格特不仅仅是水泥制造商——他是世界亿万富翁阶层的一员，象征这当今非洲经济发展的变化。
建筑业创造了非洲新一代的富人阶层。越来越多的建筑合同，尤其是大型项目，都被优先授予本地企业而非外企。本土房地产企业的实控人和管理者也被传言与国家元首关系密切。尼日利亚的拉比乌（Abdul Samad Rabiu）同样从事水泥业务，他正与丹格特争夺“非洲首富”的称号。布基纳法索的建筑企业家邦孔古（Mahamadou Bonkoungou）也深得前总统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厚爱，并与多位西非总统关系密切。
非洲式资本家也在挑战由欧洲建筑公司的准垄断地位，甚至质疑欧洲企业在当地的存在的必要性。
在西非地区，官员与水泥企业和建筑企业的非正式（甚至可以说“腐败”）关系已经广为人知。然而，在这个鼓励发展和创业的大背景下，这种关系或许正是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和政治领袖“崭露头角”的必要手段。过去，非洲的投资重点集中在“三农”事业，官方提法中“房地产”和“土地”也很少出现。正是随着公私领域对发展重心的转变，当前非洲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30%的投资都进入到城市化过程。
▍结语：水泥属于“非洲造”，也属于“全球化”
混凝土不仅是物质世界的建筑材料，也构筑了当今国内和地缘秩序大厦的基础。在西非，新兴的水泥工业牵动着城市的政治经济，为政治和商业精英的产生和再生产创造条件。道路、住房和基建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水泥产业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当初的石油部门。从石灰岩矿带延展开来，混凝土价值链跨越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距离和行程，重塑这西非城市生产的方式。
在“混凝土城市”模式的扩张背后，也折射出全球“南北”间持久而不平等的关系。外国公司再一次进入非洲开发资源，寻找新市场，并攫取大量投资和贸易收益。然而，在“非洲式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本土政商精英的崛起和联盟，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准垄断地位，其中的精英代表已开始重塑甚至挑战所谓的“北-南支配关系”。
西非的“混凝土城市”繁荣织起一张新的大网，总统、官员、地方政府、市政当局、国际组织、本土商人以及国际建筑公司都卷入其中。其中，“水泥大亨”“非洲首富”丹格特正体现了这片土地对“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其成功愿景不再是追求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而是“为了非洲的人民和国家发展”。当然，混凝土的政治经济学体现是一种“政商结合”的新型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巨头企业相辅相成，共同为彼此提供权威和合法性依据。
最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新兴的非洲亿万富豪已不再“偏安一隅”。他们有人投身国内政治，试图复刻特朗普或贝卢斯科尼的“元首之路”。作为全球顶级富豪，他们也将相当大的收入投向海外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事务，甚至对前殖民者进行反向收购。以西非的“混凝土城市”为背景，新的地缘政治地图已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