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市场的持续低迷，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多，我国部分民营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贷款现象，企业申请破产、企业主被迫“跑路”事件时有发生。近期，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陆岷峰教授接受《理论周刊》专访，就此发表个人观点，他认为，企业资金经营机制、当前金融体制以及对“跑路”现象的处理方式共同构成了“跑路”的社会根源，因此，必须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构建持续性银企合作关系，还必须加速中小企业转型、规范管理民间金融，共同疏导、治理和杜绝企业主“跑路”事件。
企业自身资金经营机制不够完善是内在根源
记者：基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原因，“跑路”现象的产生与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小企业自身局限、民间借贷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从社会根源分析，您认为首当其冲的应是哪方面？
陆岷峰：我认为企业自身资金经营机制不够完善是首要根源。具体而言，一是盲目扩大造成产业空心化。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繁荣，基于投机心态和逐利的心理，众多中小企业开始盲目投资房地产业，这种周期短、见效快、利润高的行业特征，使得中小企业主将原本投入实业的资金转嫁其他行业，或投资房地产，或投资成立担保公司或小额贷款公司，或盲目“圈地”上新项目，动辄要做行业“老大”，美其名曰“资本运作”。一方面，过分浮躁的社会风气和过度膨胀的房地产业，使得企业主放弃实体产业转而盲目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造成“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许多中小企业由于财务知识的匮乏，对自身财务状况和资产投资、产业扩大的基本局面考量不当，造成企业拓展速度过快，资产负债率超出自身容忍范围，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变得岌岌可危。此外，当企业发现从事民间借贷获取利益远高于本身业务的利润时，很多企业主选择放弃其主营业务,以其企业空壳做抵押,大量套取银行贷款资金,投入借贷市场之中,获取利息差。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在民间借贷链条断裂后必会造成巨额损失。
二是资金危机的应对方案不足。一般而言，对企业资金链的有效管理能够确保安全连续的现金流，进而保证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使其具有相当的融资能力，以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由此，资金链的畅通是企业经营的关键。而当中小企业由于自不量力进行产业扩张、盲目投资房地产和民间借贷等领域，就不得不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由于中小企业大多对资金链的管理缺乏系统性，没有一套完整的危机处理体系和全面的危机应对机制，事先对资金危机的估量严重不足，又基于规模小、稳定性弱等先天不足，中小企业此时往往已经风雨飘摇，受到致命的打击。
三是民间金融中资金的不可持续性。由于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造成民间金融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以温州为代表)以及资源富集的山西、内蒙古等地(以鄂尔多斯为代表)。民间金融需求一部分来自实体部门，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因为银行信贷政策收紧，导致获得贷款困难，从而寻求成本极高的短期融资；另一部分来自投机资本，部分民间资本炒房、炒矿、炒大宗商品，追求短期高盈利的炒作机会。高额的借贷成本，企业根本无力偿还，由于高利贷的资金具有不可持续性，长此以往，企业无需外界资金链断裂，终究会被雪球般越滚越大的债务拖垮，而资金链的断裂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种用新的贷款来偿还旧债务、“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已然成为新时期的“庞氏骗局”。
当前的金融体制不够健全是主要外部根源
记者：从外部环境而言，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根源又在哪里？
陆岷峰：我认为当前我国金融体制不够健全是导致企业“跑路”现象的重要外部根源，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中国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直接融资体系仍然发育不完全，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根据中国企业家认知调查系统的数据，在曾经将可周转资金进行放贷的企业家中，约35%的企业家将可周转资金放贷作为再投资，61%的企业家投资过股市，68%的企业家投资过基金，42.3%的企业家投资过期货或期权。从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来看，证券市场脱离基本面长期表现低迷；债券市场发育滞后，受制于评估体系、评级体系的发展不足，只能满足少数企业的融资需求；期货市场则更像是零和游戏。以上种种造成了中小企业在面临融资需求时，只能诉之于正规渠道的银行信贷，或是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由于直接融资领域门槛高、渠道狭窄，加之近年来信贷紧缩政策的实施，原本就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更加难以在银行得到资金支持，如此造成了民间金融成为相当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来源。由于市场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间融资的资本投向出现短期化、虚拟化和投机化特征，资金从实体领域转向投资领域和投机领域，一旦资金链断裂，则造成破产和“跑路”的发生。
其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排挤。中国以国有大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加上从紧的银行监管政策，虽然有助于促进金融系统稳定，但却造成了信贷资源向大中型企业倾斜，向有抵押、低风险的行业和政府投资项目倾斜，这无疑提升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使中小企业在中国的金融体制中长期处于弱势、被排挤的地位。一般而言，银行作为一种营利性经营机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保证经营风险的可控性，加之中国“国进民退”的基本国情，在银根收紧的政策环境下，及时回收中小企业贷款，进而投向风险系数高的大型企业，这种行为虽然不置可否，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企业较为不利。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市场环境，利率市场化暂未完全实现，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国家的利率管制，赚取高额利差收入，银行一度成为“暴利”行业的代名词，在此种情况下，银行就更不愿选择风险系数高、稳定性差的民营企业进行信贷投入。与此同时，部分大企业甚至会在逐利的心理下，以低成本从银行系统融资，通过信托、委托贷款等形式对小企业放贷，收取高利息，这无异于使本身发展不良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
其三，中国特殊的“二元化”资金体系。目前中国经济已形成一种独特的“体制二元”现象，如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它们面临不同的生存环境。正如之前所述，在政府主导的宏观模式下，社会资源更多地向央企和大型企业倾斜，体制外的企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目前我国社会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无法从体制内获得贷款配给额度的中小企业只能诉求于民间金融。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利率水平差别数倍以上，就是指资金价格的二元制。据研究，银行贷款利率平均在8%，而民间借贷利率则高达20%-25%。随着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完全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受到来自宏观政策和经营成本提升的双重挤压，出现经营困难就在所难免。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出现短期化经营行为以及用脚投票现象也是“二元化”现象的一种反映。
记者：除了当前金融体制方面的原因，还有哪些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陆岷峰：社会对“跑路”事件的处理态度和方式也助长了“跑路”现象的发生。
一方面，当“跑路”发生之后，由于企业主弃巨额的债务于不顾、一走了之，此时为了维护社会金融秩序的稳定，承担责任的兜底人往往是政府。据统计，许多地方的“跑路”事件最终都由地方财政来“买单”，这也与中国民间借贷的投资人群有关，相关调查显示，全国42．7%的受访企业表示使用过民间借贷，而其余51．3%的企业有过将可周转资金放贷作为再投资的行为。民间借贷的使用者不仅涉及企业，还涉及到很多家庭。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跑路”现象，受害者不仅仅是企业，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众，政府在此时基于社会稳定性的考虑，只能采取“买单”方式来维稳、平息。当然，许多民间投资行为与政府的宣传误导行为也不无关联，如江苏徐州的某地产“跑路”事件，正是借助机构的宣传得以筹集资金。这种行为虽然无可非议，但是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民间投资本身就是高回报与高风险共存行为，投资者在注入资金时本应考虑其极高的风险系数，一旦血本无归，亦是市场规律所致。由此看来，政府的此种买单行为实质上是干涉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此种兜底行为，使得众多的投资者更加坚信其“高风险得来高回报”的价值观，因为不论风险高低，总会有相关部门来买单，民间投资行为若是成功则皆大欢喜，若是投资失败，企业主往往成了众矢之的，在此过程中不会有人去考虑“高回报”与“高风险”之间的关联。这样一来，从民众的角度出发，高利贷行为自有的“高风险性”则不复存在，此类投资行为依然会生生不息，“跑路”现象也将会继续发生。
企业“跑路”现象的治理对策
记者：在对企业“跑路”的社会根源进行分析之后，您对治理这一现象有何对策建议？
陆岷峰：第一，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资金的价格，利率理应在优化资金配置中起基础性、杠杆调节作用，然而我国现行利率管制政策，使得部分资金被低效率使用，加之中国融资渠道的单一，许多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迫于无奈转向民间借贷。此外，由于均衡利率由供求关系决定，当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利率被限制时，民间借贷利率必然提高，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追求利差收入，甚至从事高利贷等风险系数极高的交易。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严格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利率管制，充分发挥利率的杠杆调节作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跑路”事件的发生。
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弭资金“二元制”。一方面，建立多元化资金供给渠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借贷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在鼓励银行业扶持中小企业的同时，建立多元化金融供给体系，如增设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组建民间金融资产交易所等，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如在美国，就有专门的联邦政府小企业管理局，该部门经国会授权拨款，可以向小企业直接贷款。另一方面，消除资金价格“二元制”垄断，给予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采取具体措施，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公用事业、能源等传统垄断性领域。同时继续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资金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进一步扩大存贷款利率的上下浮动空间，给予银行机构更多的定价权。央行可逐步将SHIBOR作为基准利率的唯一标准，不再规定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形成以SHIBOR为基准，以市场供求为调节的市场化利率体制。
第三，构建持续性、长期的银企合作关系。我国银企关系的变化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资金供求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形成，以创新性的理念构建新型的银企战略合作关系已成为稳定经济发展、促进银行与企业共同成长的重要路径。在当前的环境下，持续性、长期的银企合作关系构建十分必要，一方面，银企双方要以信任为基点，遵循价值规律、恪守诚实信用，坚持长期有效、全方位的合作原则，以银企双方共享竞争优势和利益为核心；另一方面，以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为思想基础，坚持同甘共苦、相互服务，深入地开展全方位合作，构建长远性、战略性协同发展的关系。
第四，加速实现中小企业自身的升级转型。基于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进入欧债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二元分化现象明显。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陷入持续低迷期，欧债危机现象明显；同时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发展过热，一度出现通胀特征。由此，中国制造产业正面临着大众产品被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抢走，尖端产品缺乏的困境，因此，一方面，民营企业必须加大研发力度、加快转型升级，关注新技术领域、新兴产业，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争取在国际分工中取得较好的位置。另一方面，企业自身必须建立完善的资金管理体系，强化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进行投资拓展，同时建立资金危机应对系统，提升风险应对能力。
第五，规范化管理我国的民间金融资本。游走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资本，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中不可或缺的资金力量，它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危害金融安全，因此应疏堵结合，逐步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让民间借贷规范化、合法化，使民间借贷成为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有益补充。一方面，明确民间借贷合法身份，允许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合法存在，并鼓励借贷机构规范办理资金借贷业务，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律轨道，开征高额利息所得税，设立民间借贷监管专门机构，完善健全民间融资信息披露和监测预警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