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成长龚芳方思元
□随着我国经济需求端结构调整基本到位，经济内生动能逐步稳定，从2024年起我国经济有望步入新一轮平稳增长期，以5%左右的增长中枢实现平稳发展
□从长期着手，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搞强刺激，更多以长期常态化政策替代短期刺激政策，以协同性政策替代单兵突进式政策，以精准落地政策替代笼而统之的条例
□为更好适应经济内生结构的变化和外部复杂环境的挑战，宏观政策要改变过去以相机抉择为主的调控理念，以高集成政策、高水平消费、高质量投资、高端化产业、高效率营商环境和高质量金融发展为抓手，推进经济在中长期内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关键期，短期及长期问题叠加，经济运行面临一些压力。未来，随着我国经济需求端结构调整基本到位，经济内生动能逐步稳定，从2024年起我国经济有望步入新一轮平稳增长期，以5%左右的增长中枢实现平稳发展。当前我们需要更多从长远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更多以中长期政策培育经济内生发展动力，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好房地产转型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高集成政策、高水平消费、高质量投资、高端化产业、高效率营商环境、高质量金融发展为核心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巩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
一、中国经济有望进入新一轮平稳增长期
从长期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到2012年，经济在强劲需求的拉动下实现高速增长。在绝对要素成本优势下，以中低端制造业驱动的投资及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及高储蓄三大体制优势下，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在房改以及土地招拍挂改革下，房地产投资持续提升。尽管在这个阶段，我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短暂的高通胀，以及1998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经济强劲增长的动能和趋势都未改变。第二阶段是从2013年至2023年的经济转型期，随着内外部环境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自2013年起我国相继经历了中低端制造、基建投资及房地产投资三大传统需求的退潮，与此同时，以高端制造、信息技术及科技创新为主的经济新动能尚在培育发展过程中。自2010年起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保持高速增长，平均高于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4个百分点，然而在体量规模上，2022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7.36%，新动能还难以弥补传统动能退潮带来的缺口。在新旧动能转换期，我国经济增速从10%左右的高水平逐级下台阶，这在宏观上表现为总需求增速下降，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业绩不稳定性提升、可预期性下降，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
当前随着需求端调整逐步到位，我国经济有望步入第三阶段，实现新一轮平稳增长。近年来我国贸易依存度逐步下降，已经从2006年64%的水平下降至目前约30%的水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降至个位数，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磨底，随着三大传统需求的调整基本到位，新旧需求间将实现新的平衡。一方面，我国制造贸易出口链条、基础设施投资链条及房地产产业链条较长，拉动效应仍不可小觑；另一方面，未来需求结构的变化将更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如新能源汽车投资替代传统汽车投资、新基建投资替代传统基建投资。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供给端结构变化带来的改革效应将进一步凸显，我国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今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经济常态化恢复的第一年，各类风险问题集中爆发，展望2024年，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及内部风险都将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经济增速在5%左右波动是相对合理的。在新旧动能持续转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下，结合我国庞大内需市场、深厚产业基础、特色体制机制的优势，未来我国经济有望进入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期。
二、从长期着手，明年经济将抓好三大工作
当前我国经济正逐步进入平稳增长期，明年经济将抓好稳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及推进房地产平稳转型等工作。要从长期着手，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搞强刺激，更多以长期常态化政策替代短期刺激政策，以协同性政策替代单兵突进式政策，以精准落地政策替代笼而统之的条例。宏观调控政策要注重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稳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更好发挥政策合力。
（一）要更多从长期着手，注重短期稳增长与长期调结构的有效结合
明年我国经济或仍处于短期冲击与长期结构性问题叠加的阵痛期，居民收入对消费能力的约束依然存在，短期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然而从中长期看，随着传统动能触底及新动能的快速增长，我国将进入新一轮平稳增长期。一要保持对短期经济增速较高的宽容度，避免简单地把强刺激、扩大资产负债表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要统筹施策，推动短期刺激与长期政策相协调，保持耐心及定力，持续化解外生性因素冲击及经济结构转型对增长、就业及民生的影响。二要合理确定财政发力的总量及结构，把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解决地方财政收支难题、化解房地产风险作为财政支出扩张的主要目的，避免为了追求回归潜在增速而出台强财政刺激政策，导致再度出现长期性问题。三要把稳就业、稳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覆盖范围，研究建立适合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失业保险的办法，加大对短期失业人群的转移支付水平，完善困难群体参保帮扶政策，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互助共济功能。
（二）要认识到房地产市场调整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利，加快推动房地产平稳转型
房地产行业及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对我国经济结构、金融市场以及房地产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房住不炒”推动大量房地产投机需求退潮，商品房年销售面积从18亿平方米降至11亿至12亿平方米，市场供求关系更加真实。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市场均衡化，部分城市“人、房、地、产业”的关系更加均衡，房地产供给将更多以人口流入、产业导入为基础合理规划布局，极大缓解资源闲置和低效利用问题。当前我国房地产调整的冲击力较强，但房地产市场并未出现日本“泡沫破灭式”的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整以量为主，房价调整幅度相对较小、调整过程缓慢，房地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相对可控。
当然，房地产转型也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企业及居民资产负债表和财富效应。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房地产调整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统筹房地产市场短期防风险与长期高质量发展。一要稳定市场预期，转变发展观念。按照当前房地产施工面积及销售面积粗略估算，我国房地产市场还有4至5年调整期，要从中长期视角尽早布局，优化地方政府收支结构、居民财富结构，加快健全适应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住房租赁制度及住房金融制度。二要着力化解房企短期流动性风险。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保持房地产信贷、债券等重点融资渠道的稳定供给，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对房地产领域局部或个别企业债务可能引发的风险，要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三要促进房地产市场从增量开发向存量优化转型。当前我国居民住宅需求已从简单的住房需求向功能、品质改善需求转化，房地产企业也要从专注增量转向挖掘存量，从房地产开发转向房屋维护及更新。要积极推动存量房屋提质改造工程，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以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推动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
（三）要加快扭转市场对地方债务过度悲观的预期，认识到地方债务积累的历史性和债务风险化解的长期性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是长期高投资高负债增长驱动下形成的累积债务，是项目公益属性与资金成本错配形成的债务，在形成庞大债务的同时我国也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网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地方债务化解的方向和思路：一要加快扭转市场过度悲观预期，引导市场经营主体认识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推出一揽子的化债方案，一蹴而就地解决地方债务难题。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以增量债务化解存量债务，增量债务在化解存量债务短期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要重点促进产业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防止增量债务再度积累成为存量债务。二要尽快明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统计口径和边界，进一步摸清家底，为后续债务化解打好基础。三要加快健全权责一致的债务形成机制，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完善权责对等、分工合理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机制，积极丰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工具使用机制，优化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及融资管理办法，提高资金来源与项目投向的匹配度，统筹考虑基础设施的公益性与盈利性，提高整体的投资收益率。四要平衡好债务化解与稳基建投资的关系。要在稳杠杆的基础上，多渠道保障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加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储备力度，提升专项债对于社会资金的撬动作用，并明确城投债、专项债和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贷款之间在投资项目及重点支持产业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三、以“六高”举措为抓手，推进经济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不同于改革开放前30年三大需求的高速增长期，也不同于过去10年经济转型的需求持续回落期。为更好适应经济内生结构的变化和外部复杂环境的挑战，宏观政策要改变过去以相机抉择为主的调控理念，以高集成政策、高水平消费、高质量投资、高端化产业、高效率营商环境和高质量金融发展为抓手，推进经济在中长期内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发展。
（一）要加快推进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向长期政策集成转型
过去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下，我国已形成一整套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有效实现对总需求的削峰填谷。当前经济逐步进入新一轮平稳增长期，需求端结构已出现重大调整，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市场经营主体、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核心因素。一是推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从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向政策集成转型，加快构建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和区域政策为主的一体化政策调控体系，更加注重政策的长期集成效应，防止短期政策合成谬误。二是推动宏观调控政策从投资主导向投资与消费并重转型，在有效对投资行为实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从消费需求的自主性、分散性特征出发，把握不同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的差异性，推动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消费调控上形成合力。三是推动宏观调控政策从相对独立向开放透明转型，要注重短期宏观政策的外溢性，在境内外货币政策周期错位的情形下，警惕境外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要重视我国宏观政策对全球资金流向和配置产生的影响。
（二）要把提升消费率作为主要目标来提振长期消费增长
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呈现三大显著特征：一是居民绝对消费水平低，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489美元，仅为高收入国家的18%；二是居民消费率低，近年来我国呈现出中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消费分化现象，居民消费支出占当期收入的比重维持在60%左右，与日本、美国等经济体居民70%至75%的消费率相比，明显偏低；三是居民消费的层次结构日渐丰富，除基本生活消费需求外，近年来居民改善型、品质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需求结构的转变是长期性过程，当前要在短期消费政策的基础上，把提高中长期消费率作为施策重点，推动社会文化、消费观念逐步转变，进一步激活我国消费市场长期潜力。第一，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2021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9.7%，较2000年下降了7.9个百分点。为此，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强就业服务，着力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收入中的比重；要多渠道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使得居民成为社会收入的分配主体、支出主体和消费主体。第二，全面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在社会保障基本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保障率，持续加大对农民工等中低收入阶层的倾斜，重点解决社会保障的马太效应，提升中小城市、县级市、乡镇居民待遇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保障压力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效应，激发县乡消费潜力。第三，要更好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普惠型消费的基础上，创造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以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为核心提供高质量消费供给，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消费需要，提升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率。
（三）要认识到投资对于经济中高速增长仍然十分重要，推动投资增长提质增效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正处在调整转型期，在较长时间内投资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消费、投资与出口并行拉动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要加快推进新老基建融合发展，将管线、交通等传统基建和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结合起来，探索资源共享、空间共用、设施共建，以新基建赋能，推动传统基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在房地产投资上，要加快推动房地产投资从“增量开发”向“增存并重”转型，以城中村改造和存量房维护更新作为投资重点，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重点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仍有35%的家庭住在1999年前修建的住房，存量房屋提质改造需求较大。在工业投资上，要丰富扩大投资理念，加快数字化、科技化转型投入，加快建立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生态系统，加大共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开展共性技术联合攻关。要合理规划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政补贴方式，增加直接对企业的补贴比例，提升企业获得感。要加快完善技术、数据等相关投资的统计核算方法，更加全面反映企业投资增长情况。
（四）要保持沿海城市出口导向政策不变，以三大产业为抓手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要处理好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与出口导向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呈现出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征，我国综合比较优势在全球贸易市场中仍十分突出。中国的市场空间大，国际市场的需求更大，要综合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健全政策体系，更好地支持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中高端制造业的出口，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格局。二要加快发展专业服务业，当前我国产业生产环节对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要加快推动专业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鼓励以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为核心的专业服务业创新发展，从商业模式创新、信息化水平提升、联合创新等角度出发设计更加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全面提升相关领域服务业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当前我国专业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2%，远低于美国17%的水平，上海近年来吸引的外商投资中90%为服务业，其中60%为专业服务业。三要加快发展提升型消费服务产业，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产业为重点，加快突破体制性障碍，加强供给端市场竞争，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要重点加强健康、养老、文化、旅游、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的信息化投资、标准化建设、数字化转型，更好匹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观念转变趋势，提升消费体验。
（五）要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为导向来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地方政府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但目前各地营商环境的改革主要以世界银行的评价指标为导向，侧重在缩短办事流程、提高政务效率等方面，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些老大难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地方营商环境的改革要以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为导向，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来降低企业获得各类要素的成本，提升要素获得的均等性；通过推进市场公平竞争来不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通过引导企业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来不断降低企业管理运营成本。营商环境的改革效果要最终体现在企业财务指标的改善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上，地方政府要加快转变营商环境改革理念，更多从市场经营主体需求出发，通过制度改革助力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提升综合竞争力。
（六）要充分调动实体和金融两种资源，更好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当前我国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源，但短期资金过剩与长期风险资本不足的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对国民经济贡献较大的领域获得金融资源明显不足，不同主体在获得金融资源均等性上面临较大差异，企业融资成本、资金价格与实体经济的风险利差间呈现明显的不匹配，金融在优化资源配置上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接下来一段时间金融工作指明方向。一要以五大金融为方向，不断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要从企业科技创新、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居民养老金融及普惠金融的需求出发，创设更多金融产品，引导更多社会中长期资金流入到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加大培育优质中长期投资者。二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丰富多元股权融资工具，以注册制走深走实为抓手推进直接融资体系大发展，使得我国的融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及经济转型发展阶段更加匹配。三要加快推进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的融合发展，尽快扭转当前实业投资与股权投资、股票投资之间相互割裂的情况。围绕重大项目、重大技术、重大产业领域，加快构建区域型、产业型、市场型、战略型沟通平台，推动企业家、科学家、金融家群体间加强沟通交流，技术专家论证好技术路径，企业家做好投资收益风险评估，减少金融家投资的障碍。要在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新兴领域投资的同时，为居民提供更多优质的中长期资产和中长期投资产品，切实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居民加大中长期投资、助力培育优质中长期资产，中长期资产则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盈利能力，进而为居民提供中长期稳定投资回报的良性循环。
（杨成长系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龚芳系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方思元系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