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纷纷反思并纠正危机前的“去工业化”进程，相继推行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重振计划，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尽快走出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并争夺未来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此次欧美等国掀起的“再工业化”浪潮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恢复和振兴传统制造业，而是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技术革新，使工业重新焕发强大生命力和竞争力，并通过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引领和改造其他产业，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
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增长，工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就，部分领域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推进制造强国战略，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但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还较为突出，“脱虚向实”进展不够理想，传统工业基础还不够稳固，新兴工业国际竞争力不强。我国要借鉴和汲取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积极应对欧美“再工业化”的机遇与挑战，坚持实体经济立国之本的地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塑工业发展比较优势。
目 录
一、欧美“再工业化”的背景和动因
1.“去工业化”导致的“虚拟化、空心化”问题亟待破解
2. 金融危机重创下的制造业亟需重振
3. 欧美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的主导地位亟待强化
二、欧美“再工业化”的主要举措
1. 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保障国家战略顺利推进
2. 加大税收政策调整力度，吸引企业投资本土
3. 采取财政金融等多种措施，促进工业产品出口
4. 加强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外部竞争冲击
5. 大科技研发与创新投入，强化新兴产业优势
三、欧美“再工业化”取得的成效
1. 欧美经济总体呈现复苏迹象，但基础尚不稳固
2. 就业环境整体改善，工业就业回暖步伐加快
3. 资本流入趋势显现，但国家间表现分化
4. 国际贸易基本止跌企稳，工业出口结构更加优化
5. 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工业增长新动能不断积蓄
四、欧美“再工业化”的前景展望
1.“再工业化”将为欧美经济和就业增长注入新动力
2. 不同国家的战略实施效果将出现分化
3. 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博弈将长期存在
4. 多重因素制约使“再工业化”进程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五、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1. 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影响
2. 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启示
六、政策建议
1. 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2. 完善配套制度机制建设，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3. 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4. 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支持工业发展的有效性
5.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机遇
一、欧美“再工业化”的背景和动因
1.“去工业化”导致的“虚拟化、空心化”问题亟待破解
20世纪80年代后，自由贸易的拓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不断强化。欧美发达国家在内需饱和、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为获取更高利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满足国内环保诉求，纷纷淘汰或向外转移传统工业，大力发展以创新和高附加值为特征的服务业，实现产业“服务化”转型。其中，一些发达国家过度侧重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展，出现了产业“虚拟化、空心化”问题，主要表现为服务业脱离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进入自我扩张和自我循环的非良性发展轨道，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并最终诱发金融危机。
“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较大消极影响。1980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低到11.7%,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1.6%降低到8.9%。截至2010年，美国总就业人数为12982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1152万人。由于欧盟大部分成员国或多或少存在“去工业化”现象，主要涉及纺织与服装业、汽车等行业，欧盟统计局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7年，工业占欧盟GDP的比重从21%降至18%,工业部门吸收的就业人数从 20.9%降至17.9%,这意味着“去工业化”导致欧洲失去了28万个就业岗位。在“去工业化”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的1991-2000年间，西欧主要国家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德、法、意等国经济增速随之下滑到不及2%，远低于2000年之后“再工业化”影响逐渐超越“去工业化”影响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
经济的持续低迷使欧美发达国家逐步意识到产业空心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亟需寻找一条回归实体经济的发展道路，即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脱虚向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2.金融危机重创下的制造业亟需重振
过度依赖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使欧美等发达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沉重打击，市场大幅萎缩。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00年至2008年期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每年平均增长3.1%，达到7.35万亿美元。但2009年，全球衰退导致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下降4.6%，为7.02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2008年至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则下降了8.1%。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1.3万亿美元，相当于201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了约4960亿欧元，相当于2012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9%。
究其原因，是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导致全球流动性持续减弱，造成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回收期较长的企业受到强烈冲击，实体经济的回落又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困难。各国纷纷意识到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在创造就业、拉动增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将产业结构调整提上议事日程。
3.欧美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的主导地位亟待强化
金融危机爆发后，制造业全球布局发生重大调整，国际制造业转移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凭借低成本、高回报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吸引力和增长潜力，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舞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应对新兴经济体快速成长带来的国际贸易冲击以及金融危机后高企的失业率，纷纷提出振兴制造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试图强化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领导行业创新方向。
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带动下，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着几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世界对资源、能源的争夺日益激烈，使发达国家赖以维持较高生活水平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受到威胁。强化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命题，在此背景下，欧美各国迫切需要寻找新型工业发展道路。因此，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对强化欧美经济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的主导地位十分必要。
二、欧美“再工业化”的主要举措
1.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保障国家战略顺利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根据本国的工业基础和市场环境，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制定战略规划、资金补贴、政策倾斜等多项措施，将振兴制造业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确保“再工业化”战略顺利推进。
美国制定了“先进制造业振兴计划”，重点通过培养市场机制无法创造的条件，推动创新和先进技术产生，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德国推行“工业4.0”战略，旨在通过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整合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的客户及商业伙伴，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同时，德国政府高度重视对产业组织的引导和优化，依靠市场竞争选择支柱性产业和外贸产业，促进市场公平和反垄断，重点扶持中小制造企业和私人机构，营造私人部门为主体的创新环境；法国则注重加强科学技术创新与行业生产的联系，促进各行业领域生态系统建设，将出口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作为产业政策的重点，同时扶持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对接欧洲企业网络并走向全世界；英国十分重视高技术产业在提高国家经济实力方面的作用，政府通过加强战略调整，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促进学院与企业结合，加快知识转移和高技术产业化步伐。
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总体方案的梳理比较，可以看出，这些国家虽然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目标，但大多通过振兴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和扩大出口等路径实现，以此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2.加大税收政策调整力度，吸引企业投资本土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重振本国制造业，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加大税收等政策调整力度吸引制造企业投资。
（1）取消海外投资所享税务优惠
美国在2009年颁布的《制造业促进法案》和2010年实施的《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中，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公司所享的税务优惠，促使公司将业务回流美国，以保证国内就业岗位。
（2）为回巢企业及高端制造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英国于2013年将公司税从24%降至23%，远低于其他国家30%左右的平均水平，税率不及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一半，打造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税收体系；法国则在2010年筹集2亿欧元直接向制造企业发放“再工业化”援助资金；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推出大规模减税计划，企业税直接从现行35%降至15%，个税起征点也提高近一倍，此举不仅能直接提高企业盈利，海外现金回流也会以分红或者回购的方式返还到股东手中。
3.采取财政金融等多种措施，促进工业产品出口
强劲的市场需求是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促进本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与竞争力提升，欧美各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财政金融等多种措施扩大出口，主要包括：
（1）采取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等多种措施支持和鼓励出口
德国通过强化贸易融资政策，为出口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优惠贷款等各项资金支持以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法国通过提取足额准备金对出口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并对债务提供主权担保、实行税后优惠等措施，给予企业实质性支持；美国政府从预算中拨出促进出口活动的专用资金，对出口企业实施大规模的税收减免，并通过名目繁多的补贴计划向一些出口促进机构和出口企业提供集中在农业、出口贸易、高技术和能源四大领域的多达100多个项目的直接补贴，每年补贴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2）运用汇率施压等金融手段扩大出口
金融危机以来，为恢复经济、增加出口，美国政府有选择地在一些新兴国家建立商务中心，如圣保罗、雅加达和上海等地，进军电信、汽车、医药、环境保护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由于新兴国家存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工业标准等壁垒，美国政府主动出击，凭借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屡用汇率手段等金融手段向他国施压，迫使他国货币升值，增加本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以实现增加出口的目的。
4.加强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外部竞争冲击
后危机时代，欧美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更加意识到加强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减少外部竞争冲击的有效途径。
（1）运用“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限制进口
欧盟运用WTO所允许的规则，先后数次裁定对中国彩电征收反倾销税，税率高达44.6％，将中国彩电企业全部关在欧盟市场大门之外；美国在判断中国产品的“公平价格”时，往往参照世界其他国家进口同类商品的价格，让销售该产品的代理商作出评估，从而得出倾销调查结论。例如，在铁钉倾销调查审理中，参照朝鲜同类产品价格，发现我国商品存在6.33%的倾销幅度，以此来保护本国工业，限制进口。
（2）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欧美发达国家严格实施国内、国际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维护本国利益。美国著名的综合贸易税法“337条款”，主要即针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做法，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不受进口侵权货物侵害；同时，各国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相关国家签订与保护知识产权有关的双边协定，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依据。近年来，美国签署生效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达17个，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集中体现在对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规定。
5.加大科技研发与创新投入，强化新兴产业优势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面临深刻调整和变革，新技术革命催生新一轮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已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政策显示，低碳、绿色、高附加值已经成为重振制造业的主要方向。主要措施包括：
（1）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重视基础研究是欧美各国科技政策的核心。在基础研究方面，政府不指导科学家的活动，只负责提供资金，而科学家们则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在整个研发经费预算中占比高达70%；欧洲各国基础研究经费和应用研究经费占比较为接近，均在50%左右。
（2）实施科技产业化政策，着力激发企业创新
在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欧美各发达国家充分运用科技产业化政策培育和推动高新技术发展。这些国家普遍拥有一套适宜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以美国硅谷和华尔街为代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包括研究开发、政府采购、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税收优惠、专利申报等政策，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
（3）积极引导民间投资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根据美国相关法规,公司退休基金、高校基金、公共退休基金、捐赠基金、银行控股公司、富有家庭和个人、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及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都可成为科技创新的投资主体。这些机构专业化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同时还将为被投资企业提供专业管理咨询等服务，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良性发展。
（4）注重对人才的培养
欧美各国普遍树立了“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英国的“三明治”教育、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以及美国的“学工交替”都属于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其实质是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资源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有利于保持该国工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三、欧美“再工业化”取得的成效
1.欧美经济总体呈现复苏迹象，但基础尚不稳固
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着“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欧美经济整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GDP增速由2010年开始由负转正，基本扭转了危机后的颓势。其中，工业增长趋势与GDP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再工业化”对欧美经济从危机中复苏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国家工业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出现波动与分化。在经历了2010年经济较为强劲的回升后，各国增长动力普遍有所减弱。2010年后欧元区经济显著回落，2012、2013两个年度的工业和GDP均为负增长，之后恢复正值。法国、美国工业增加值分别于2014年、2015年转为负增长，欧元区整体以及英国、德国工业发展形势则相对较好。
从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看，主要欧美国家的工业增长均对经济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支撑，贡献率总体保持稳定，国家间有所分化。美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15%左右，2015年、2016年占比有所下降。德国、英国、法国工业增加值占比相对较高，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危机后呈现小幅回升，英国、法国则略有下降。
2.就业环境整体改善，工业就业回暖步伐加快
在“再工业化”政策下，加速回暖的工业产业态势有效拉动了就业市场。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2016年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40万左右。通过对比欧美主要国家的失业率情况，可以看出，“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后，欧美主要国家就业人数虽出现不同变化，但总体来看，就业环境均有所改善，工业就业回暖步伐加快。
从欧美主要国家的失业率可以看出，美国与英国就业环境改善较为同步，在2009-2010年出现失业率最高值之后，稳步下调，目前已降至近10年来最低水平。其中美国由2009年10月的最高值10%降至2017年5月的4.3%，法国则从最高值8.5%降至4.6%。德国登记失业率在计算期内初值最高（2005年为12.32%），但10年来一直呈下降态势，仅在不同月份间有小幅波动。法国失业率改善最为迟缓，2012年至2016年间均维持10%左右的较高值，但2016年底后出现缓慢下降态势。受欧债危机影响，欧元区失业率整体维持在高位水平，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缓慢回落。
制造业和采矿业作为工业的两大支柱性产业，其相关数据的表现可整体性地反映国家工业的发展状况，因此，本文通过计算两大行业的失业人数及其在总失业人数中的占比来衡量该国工业的就业环境状况。从美国工业失业人数及在总失业人数中占比来看，美国工业失业人数在经历2009年的波峰后，呈现抛物线式下滑；与此同时，工业失业人数在总失业人数中占比也在2009年4月达到15.8%后，呈下降态势，虽2016年二季度略有反弹，但不影响整体回落态势，2017年5月占比已降至7.97%，表明美国工业就业环境逐步改善。
3.资本流入趋势显现，但国家间表现分化
总体上看，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通过加大财政税收优惠力度，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或施加政治压力等多种手段，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并引导本国企业回归，资本流入本国的趋势有所显现。波士顿咨询集团对200个大型制造企业的调查显示，21％的企业表示已经开始或预备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到美国，31％的企业开始考虑“回流生产”。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众多跨国公司宣布在美国投资建厂。如日本软银集团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中国富士康集团计划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建设一座大型液晶面板工厂。据媒体报道，阿迪达斯正在德国建造4600平方米的“机器人工厂”，之后在欧洲还将陆续建成类似工厂；耐克也在制定类似的投资回流方案。
但分析不同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inward FDI flows，以下简称FDI）与对外直接投资流出(outward FDI flows，以下简称ODI)情况，国家间的政策效果差异较为明显。美国、英国资本回流态势强劲。美国FDI规模2014年以来迅速增长，ODI规模2011年后稳步回落，二者差值在2007年以及2011年两次探底后，开始进入稳步提升阶段，并在2015年实现由负转正；英国FDI规模总体平稳，2016年出现较强回升，ODI规模自2007年以来明显减少，二者差值呈现波动回升态势，2016年达到2410.93亿美元。德国、法国受本国资本流出减少影响，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流入呈现小幅平稳回升。2016年，FDI与ODI差值虽仍为负值，分别为-250.23亿美元以及-182.33亿美元，但相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7前后，仍有所提高。欧元区整体的资本流出局面并未得到明显改善。金融危机爆发后，FDI与ODI规模均大幅回落，国际资本与本国资本均在加速逃离欧元区。2015年情况有所好转，但2016年在ODI快速增长、FDI再次回落的双重影响下，资本流动趋势重新由正转负，表明德、法之外的欧元区国家仍处在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弱。
4.国际贸易基本止跌企稳，工业出口结构更加优化
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纷纷采取补贴、税收优惠、技术援助等措施支持和鼓励出口，试图改善贸易状况。2008年以来的数据显示，除英国外，欧美代表性国家的主要商品出口差额改善虽不显著，但总体上止跌企稳。首先，法国、美国在整个观察期内的贸易赤字状态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法国贸易差额波动最为平稳，基本控制在-2000亿美元左右，远低于美国及英国，且2014年后，贸易赤字逐步缩小；美国虽在2009-2010年间有赤字扩大趋势，但自2011年始，已止跌企稳；其次，德国商品贸易出口势头强劲。在2007-2016年间，德国均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并在2009年后，呈现缓慢上扬趋势，显示了德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强劲竞争力。此外，受累于欧洲整体贸易状况，欧盟主要商品贸易差额波动较为剧烈，但已在2013年实现贸易顺差，基本面有向好趋势。
从欧美主要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额来看，虽然近几年制造业出口额略有回落，但相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仍处于上升态势。首先，德国制造业出口额自2002年超越美国后，一直以加速态势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并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1290百万美元），整个观察期内德国均稳定保持在制造业出口第一大国位置；其次，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额一路上升，在被德国反超后，增幅明显低于德国，但差距在近几年略有改善，且与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出口额依然大幅领先，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仍非常明显；此外，法国和英国均表现平稳，整体虽呈回升态势，但增幅不明显，反映出法国和英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稳定。
从工业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看，欧美主要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及占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比重均呈现“双升”态势，出口贸易结构趋于优化。其中，德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2010年超过美国后，加速上升；德国、英国、法国、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在制造业出口中的比重先后呈现上升趋势；法国、英国制造业产品贸易结构改善更为明显。
5.欧美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工业增长新动能不断积蓄
此次“再工业化”战略着力于发展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重要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并力图以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培育新型经济增长点。“再工业化”战略推进以来，欧美新兴产业发展提速，工业增长新动能不断积聚。201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全球新兴产业发展增速已远远高于经济增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兴产业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欧美主要国家的重视和关注。
（1）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自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以来，以美、德、英、法等为代表的欧美主要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增速均高于本国GDP增速２个百分点以上。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格局中，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等处于第一梯队，在核心技术、中高端产品、品牌上占据优势地位。欧洲一批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如西门子、飞利浦、诺基亚、爱立信、意法半导体在工业控制、家电、医疗、通信、半导体行业的排名位居前列。美国在软件和集成电路行业长期占据产业链顶端，操作系统、数据库、开发工具等核心软件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高达80%，通用处理器、高端网络芯片、高端模拟芯片和可编程逻辑芯片、半导体加工设备等集成电路产品和设备在全球市场居于领先地位。
（2）新能源正逐步取代传统能源并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
随着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全球正在进入新的能源转型期。《欧洲发展报告（2013-2014）》显示，2000-2012年，欧盟新能源发电对传统能源发电的替代正在加速，在全部新能源中，光伏的贡献率最高，约为54%；其次是风能，约为38%。2001年以来，欧盟新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上升了63%，平均增长率为69%，远高于其他能源的增长速度。欧盟“2050能源路线图”要求，在全部能源消费中，新能源比例最高将达到75%。美国自“能源独立”政策推进以来，受页岩气革命影响，丰富的油气资源得以开发利用，能源自给率进一步上升。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2008 年的62.02% 下降到2012 年的48.02%，2015年已降至24%。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测算，美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后成为石油净出口国，而据BP石油公司的保守预测，美国也将在203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加大了新能源领域投资。201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已达到3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8％。据彭博《2016年新能源展望》显示，2016至204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将达7.8万亿美元。
（3）新材料产业正加快创新步伐向产业应用转移转化
新材料产业开发周期长、风险大，而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拥有完善的多元投融资体系，从而可以有效带动社会资金投入产业研发和应用。自“再工业化”政策推进以来，美国新材料产业全面发展，居全球领先地位，产业主要分布在五大湖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如陶氏公司、道康宁、杜邦等。同样，欧洲新材料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主要分布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发达国家，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新材料跨国企业，如拜耳、默克、巴斯夫等。
为进一步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欧美等国积极创建材料创新中心、创新工厂，较好促进了产业应用的转移转化。如美国能源部从2010年开始设立了5个能源创新研究中心,在助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成员单位能力提升、专业领域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如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创新中心吸引了澳大利亚材料制造商Leisure Pools在其附近设置工厂；电力美国（Power America）设立了宽禁带半导体电力电子硕士学位，目前每年已有超过200名硕士研究生从事电力电子研究，并吸引了超过225名工程专业新生选择宽禁带半导体相关专业。
（4）生物技术产业竞争优势不断强化
美国在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方面一直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尤其在健康和生命科学领域有很强的竞争优势。2012年，全球上市生物技术公司中有52%是美国公司，全球生物技术产业总收入的74%是由美国公司创造的。近年来，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一直保持年均13-14%的增长速度，自1992年以来规模扩大一倍以上。安永《2016年生物技术领域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生物技术产业收入增长13%，至1327亿美元，发展潜力与预期依然较强。其中，仅美国2015年生物技术产业收入就达到1077亿美元，占比81.16%；德国生物科技发展同样迅猛。根据德国生物技术信息网的调查结果，2012年德国生物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29亿欧元，比2011年增长11%；生物技术企业达到565个，新办生物技术企业20个；生物技术产业研发总投入达到9.34亿欧元；除专门从事生物技术的企业外，还有128家企业涉及生物技术业务，有17760名员工专事生物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实际行业总人数为35190人，比2011年增长4%。
（5）绿色产业正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共识
欧美“再工业化”战略推进以来，随着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剧，以“低碳、绿色、高附加值”为特征的绿色产业成为欧美主要国家重振制造业的主要方向。欧盟为履行应对气候变化“3个20%”(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能效要提高20%，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要提高到20%)的承诺，将节能环保产业纳入国家战略层面进行大力推进。2013年前，欧盟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节能环保项目和相关就业项目，支持欧盟的绿色产业，保持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2013年欧盟主要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环保产业市场规模已达到1022.56亿英镑。美国在环保设备领域领先地位稳固，尤其在水和空气污染控制设备领域。从具体区域来看，自上世纪末，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地区，已拥有实力较强的环保产业。目前，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德克萨斯、伊利诺伊、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等州的环保业产值名列前茅。
四、欧美“再工业化”前景展望
1.“再工业化”将为欧美经济和就业增长注入新动力
欧美“再工业化”的出发点及中期目标是促进GDP增长和提高就业率。一方面，通过实施各项政策措施，促使各国制造业回流本国，为欧美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加大对新兴产业扶持力度，尤其是新能源、信息、生物、医疗、环保、海洋和空间等新兴行业以及传统行业中高技术附加值的新兴子行业，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撑点，从而改变过分依赖虚拟经济的“空心化”局面。制造业的回归和增长，无疑将为在人口中占比最大的中下层人群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为社会精英人士提供更多高新尖端领域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和促进就业，提高整体收入水平，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2.不同国家的战略实施效果将出现分化
欧美各国在经济构成、政策推行能力、地缘政治、资源和能源、内部税收和福利政策、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各自“再工业化”的实施途径和效果将出现较大分化。
美国作为单一国家，政策推行力强，科技创新能力领先全世界，高端制造业基础雄厚，国土资源丰富，并通过页岩油革命等不断加强能源独立化，具备实施“再工业化”的良好基础；欧盟作为多国联盟，政策推行效率不高，存在内需不足、资源和能源匮乏、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高、环保主义盛行、种族冲突严重等问题，这些均为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的阻碍。同时，欧洲国家自身条件亦存在较大差异，英、法、德等国工业基础较好，核心高附加值技术仍具备优势；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纺织服装等轻工业行业的技术优势则将不断受到新兴国家的较大冲击；而工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的东欧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及社会福利负担较重的北欧国家及部分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其“再工业化”之路注定是漫漫长途。
3.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博弈将长期存在
纵观欧美“再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制定相关政策加大产业调整力度，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就业率持续提升,制造业开始回流。该现象背后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博弈。一方面，“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的，以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欧美制造业回归是国际产业转移中的“逆向流动”，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有好处，但不利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复苏。欧美政府过度扶持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措施，会人为扭曲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和效率，制约生产要素跨行业自由流动，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潜力。
然而，欧美制造业回归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一是受产业结构限制，服装、纺织品、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欧美本土市场的可能性小；二是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和潜力最大的市场，欧美企业为从亚洲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获益和贴近市场，不会大规模从亚洲撤出；三是欧美制造业仓促回归本土将面临零部件供应商、机械维修商无法实现国内配套问题。可以推测，未来欧美“再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博弈将长期存在。
4.多重因素制约使“再工业化”进程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欧美“再工业化”成功与否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取决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能否实现技术飞跃。发展新兴产业是欧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重要途径，掌握核心技术才有希望把握未来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当前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较大的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是取决于欧美国家能否顺利走出高赤字、高债务危机，这既是欧美国家需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起源，同时又制约着战略的顺利实施。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有多种因素共同支持，内因包括发达国家国内市场需求的提升、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技术进步、削减军费开支等，外因则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能源资源价格的回落以及国际局势的稳定等。
三是取决于传统制造业国际分工模式的演变。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逐步丧失劳动力、汇率等比较优势，传统制造业一方面可能逐步回归发达国家本土，另一方面则有可能转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非洲），这种趋势将受到国际整体政治经济局势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综上所述，未来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不会一路平坦，但其作为打破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实现多极化及全球贸易再平衡的一股力量将长期存在。
五、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欧美国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工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产业分工与价值分配，重构全球化格局。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必将对我国构成极大冲击，但同时，也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将促进我国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各国工业发展存在诸多共性，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振兴实体经济、激发经济新动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1.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影响
（1）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提出三大挑战
一是产业竞争加剧，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增强、难度加大。分析欧美“再工业化”与我国工业发展，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可以发现，我国与欧美国家振兴工业的背景、目标、措施等方面均有较强的相似性，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在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等传统工业领域，我国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薄弱，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转型升级进展不顺畅。受欧美“再工业化”与东南亚、非洲等低成本国家的双重夹击，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在智能制造等新型工业领域，我国在制度、技术、人才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总体上仍处于劣势。加之欧美以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实行技术封锁，拉大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加剧了我国自主创新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实施难度。
二是贸易摩擦加剧，我国在全球化中的传统竞争优势削弱、环境恶化。在上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凭借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强大经济活力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较好地把握了国际产业转移机遇，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近年来，伴随着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实施，“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国家的重点攻击对象。据商务部与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我国已连续21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16年，我国共遭遇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同比分别上升36.8%和76%，主要集中在钢铁、化工和轻工产品等领域。
三是资本流出加剧，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压力加大、支撑不足。一方面，欧美为扶持本土制造企业发展、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回归，采取了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方面的鼓励措施，引发了前期流向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回流。另一方面，受欧美企业经营环境改善、税负降低、实体经济复苏等因素影响，我国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力度不断加大。资本流出的加剧相对削弱了我国对资本的长期吸引力，造成国内工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撑，不利于我国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压力。此外，资本流出的正反馈效应还可能影响我国汇率稳定，与国内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交织，进而加大我国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欧美“再工业化”蕴含三大机遇
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构有助于我国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近年来，欧美“再工业化”带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浪潮已经成为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发展方向。全球经济再平衡必然需要全球治理体系的进一步优化与变革，而这种优化与变革需要适应工业化的发展趋势。置身其中，我国可以更加主动有效地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相关政策、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促进政策协同，提升国际话语权。如2016年，我国主办召开杭州G20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等重要文件，就研究、就业、教育、新型工业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达成诸多合作共识，为我国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是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工业产业链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有助于我国拓展国际产业合作。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规模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具备良好的国际合作基础。一方面，欧美“再工业化”的核心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而是重在建立新型高端工业体系，实现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欧美工业结构的调整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壮大传统工业的契机。另一方面，新型工业产品的技术研发、加工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越来越分散，生产工序越来越精细化，有利于我国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多个细分领域，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
三是“鲶鱼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我国企业快速成长。就全球经济体系而言，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是对既有状态的一种“搅动”，将会显著激发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经济体的竞争意识。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我国企业必须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学习借鉴发达经济体先进的商业理念、经营模式与组织方式，主动融入国际市场，适应国际规则，促进自身成长。从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看，在早期应用阶段，企业将凭借对先进技术的排他性使用获得超额利润，以弥补前期开发投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竞争对手的出现以及技术的逐渐成熟，技术的排他性将不断弱化。同时，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和贸易过程中，将对东道国企业起到技术创新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在欧美“再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相关技术的创新以及应用也将得到提升。
2.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启示
（1）振兴工业是立国之本，政府应有效发挥顶层设计与推动作用
通过分析欧美“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二、三产业的演进规律可以看到，尽管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国内需求结构、新技术应用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变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但强大的工业体系仍是一国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柱。在振兴工业过程中，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去工业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依靠市场自发力量不足以实现实体经济的回归、重振。另一方面，重大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需要政府层面的规划引导以及大量的资源投入。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工业体系总体大而不强，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政府应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统筹规划，将构建现代化的新型工业体系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揽子任务，完善制度机制，加大资源保障。
（2）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基础，应将振兴制造业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主战场
制造业产值在一国工业体系中多居于首位，且制造业与其他产业联系、融合紧密，辐射带动作用强，是工业体系的核心基础。从主要欧美国家的实践看，重振制造业是各国“再工业化”的重中之重，甚至在一些语境下，二者常作同义替换。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智能制造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关键领域，有助于提升各个产业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进而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从振兴制造业的具体方向和路径看，欧美等国多注重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寻找既有的产业生态与新技术、新应用的结合点、突破口，进而推动产业的升级改造和转型发展。我国也应充分利用制度、市场和产业优势，高水平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促进工业体系的跨越式发展。
（3）产业转型升级是系统工程，需遵循市场逻辑综合施策、统筹布局
分析发现，欧美推行“再工业化”并非简单的引导传统产业回归，而是通过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科研、教育等多种手段，共同促进工业的升级改造，塑造高端创新竞争力，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工业结构层次总体较低，工业基础设施不发达，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水平不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艰巨。
同时，我国相关配套政策或体制机制建设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如财税体制尚不完善；部分领域的行政效率不高，营商环境较差；户籍、教育等社会管理与保障体系不健全；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够稳健，对实体经济存在明显“挤出效应”；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对接不够充分，“脱虚向实”进展不够理想等等，对工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形成较大制约。因此，我国在振兴发展工业过程中，应高度关注配套制度机制建设。同时，要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下行事，始终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要兼顾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诉求，做到对各类型所有制企业的一视同仁，也要积极推动央企、国企改革，真正实现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营。
（4）政策外溢效应将影响全球经济再平衡，应采取适宜的国际竞合策略
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高度依存、紧密融合，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欧美“再工业化”及其示范效应，将带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重大结构性调整，对处于链条中下游的国家和市场影响深远。从欧美国家推进“再工业化”的政策导向看，既着力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也在一些相对弱势领域推行贸易保护，政策溢出效应明显。我国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也应树立全球视野，充分考虑各国政策的相互影响。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做好战略应对，争夺发展主动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交流对话、深化互信合作、促进政策协调，尽可能地实现与各国产业规划的相互兼容、相互促进。
六、政策建议
面对欧美“再工业化”的冲击与挑战，我国需积极应对，以振兴民族工业为战略目标，以深化供给侧改革为核心任务，以推进《中国制造2025》为关键着力点，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同时，应积极把握变革时代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促进国际合作与共赢。
1.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1）建立结构合理的工业体系
遵循市场导向，严格执行环保、科技标准，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清理、重组“僵尸企业”；做优做强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传统工业，丰富产品种类，提升技术工艺，降低能耗与污染，改善售后服务，推行品牌战略；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绿色产业，促进新旧动能的衔接与转换。
（2）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加强工业领域高端人才引进，优化社会保障服务，增强人才稳定性；推广数字化、信息化教学，抓好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技知识普及，打造实践教育基地，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
（3）打造特色工业基地、产业集群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型原材料生产基地；依托雄安新区、国家级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打造高端工业产业集群以及先进技术研发与试验基地；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建设，形成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4）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发展农业装备制造业，增强工业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改造作用；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工业有机结合，实施“互联网+”工业发展战略，提升工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支持制造企业提供设计、管理等增值服务。
（5）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推动减税、降息以及税外减负，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推进煤、电、气等能源价格改革，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推进国企混改，激发国有、大型企业市场活力，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破除政策、制度壁垒，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更好地发挥中小微、民营企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2.完善配套制度机制建设，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1）继续推进实质性简政放权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逐渐缩减“负面清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行“一站式”、“网络化”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健全第三方监督评价机制，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消除权力寻租空间。
（2）不断完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各类工业园区、孵化器的能源、交通、土地、通讯等传统基础设施；完善物联网、工业操作系统等新型工业基础设施，为工业产品研发与应用提供基础技术支持；打造高标准的工业云服务平台、“双创”平台、大数据中心等，促进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与成果共享。
（3）健全创新保障机制
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尊重、保护基层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健全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发展创业创新保险等，丰富创新风险缓释手段。
（4）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
防止调控政策的运动式、短期化倾向，抑制房地产对工业投资与消费的挤出。供给层面要制定科学的土地供应计划，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发展房屋租赁市场，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行为。需求层面要综合运用金融、税收手段，抑制投机性需求，加强信息披露和市场预期管理。同时，积极深化财政、户籍、教育、医疗等领域改革，强化房屋的居住属性，弱化其附加价值。
3.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1）加大重要技术的攻关力度
加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强化政策、资金、机构、人才、设施等聚集效应，提升集中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加强核心零部件、先进工艺、关键材料和产业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领军人物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深化军民合作，争取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取得创造性突破；对一些风险大、投入高的研发项目，政府部门给予适当的资源支持，牵头组建专家委员会或攻关小组，协助项目推进。
（2）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投身工业领域
降低工业领域的创业准入门槛，简化创业手续，搭建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创业创新平台；鼓励引导具有良好专业储备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大型企业、高校、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海外人才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企业家二次创业；完善政策解读咨询、投融资支持、教育培训、社会管理、专利申请与使用等配套服务。
（3）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建立公益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支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营机构；保障科技成果拥有单位、个人的自主权益，加大奖励、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鼓励科技成果持有方将其对价转化为企业股权或债权；充分发挥孵化器、加速器的平台载体作用，促进科技成果尽快投入试用、量产环节，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4.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支持工业发展的有效性
（1）完善金融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实行差别化工业信贷政策与监管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传统工业改造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维护金融稳定，为工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2）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全程对接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产业基金的杠杆作用，满足企业初创期资金需求；鼓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PE等多种金融机构支持处于成长、成熟期的工业企业发展；适当鼓励民营银行以及互联网金融公司、保理公司等新型业态发展，补充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不足造成的资金缺口。
（3）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
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拓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适合工业企业发展特点的新型抵质押方式；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探索收益权、排放权、排污权质押融资，发展能效融资、绿色债券、绿色基金，支持工业绿色化发展；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投贷联动试点，适当扩大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范围，拓宽工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推广设备、厂房租赁，建立全国统一的融资租赁交易市场。
（4）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拓展信用信息的采集与应用领域，增强信用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拓展应收账款、动产融资质押登记平台接入主体，增强信息登记的强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5.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机遇
（1）努力抢占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
积极扶持航空航天、高速铁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新型工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引导、推动工业贸易结构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加强对钢铁、化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的现代化改造，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打造差异化的贸易产品体系，巩固扩大比较优势。
（2）不断拓展国际产业与装备制造合作的广度深度
充分挖掘、跟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工业合作机遇，推进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提供工业产能、技术和设备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与沿线国家开展PPP项目合作；落实《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从政府、企业界、学术界、民间智库等多个层面加强交流合作；发挥自贸试验区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平台作用，通过共建工业园区、互促企业入驻、人才合作培养、市场互惠开放等方式，促进《中国制造2025》与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对接。
（3）密切关注、积极防控国际业务风险
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法律、市场等方面，加强国别风险的监测分析和预警提示；鼓励企业本土化生产经营，在用工、采购等方面尽量向当地倾斜，并积极促进同当地政府、劳工组织的交流互信；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间的对话与磋商，促进双方的合作与谅解，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同时，帮助企业熟悉、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支持企业积极参与案件应诉，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民生银行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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