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深藏功与名:不只关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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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3-08 05:25

谢泓/文 2006年,笔者应邀参加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一场日中经济交流会。当时,有位日本专家谈到,日本实施《日本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是在1963年,中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在2003年,两部涉及中小企业发展法律出台的时间距离,也反映了两个国家经济差距的时间距离。笔者当时并不明白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如今却深有感悟。

企业,家

去年底,一篇关于江西赣州人为什么要到广东潮州打工的文章提到,2022年江西赣州市的GDP约为4500亿元,而广东潮州的GDP仅有1300亿元左右,赣州GDP是潮州的3倍多,完全超过了汕头经济特区。为什么江西人还是愿意去潮汕地区打工呢?

文章分析,赣州城区遍地高架桥,开发了一栋又一栋的楼盘,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很大,房价也很高,这应该是赣州GDP高的原因。但这些产业都是以国企为主,哪怕赣州GDP再高,也没有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相反,潮汕地区虽然GDP不高,但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众多。普通老百姓如果希望有非农收入,还必须离开家乡,到经济看起来不是特别“发达”的广东打工,且粤东还是广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笔者跟一位潮汕企业老板聊天,他说江西员工的素养很高,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企业给到员工的工资在五六千元以上,有一定技术或管理能力人的工资能超过一万元。公司还提供免费住房,一天十块钱就可以吃三餐。很多员工都把家安在潮汕,在当地买房买车,企业老板也会协助员工子女在当地入学。

笔者走访企业发现,广东很多制造业企业,基本都在公司盖有员工宿舍楼,免费或以低价提供给员工住宿。有些企业的宿舍还配有健身、娱乐设施,有夫妻房,低价或免费的饭堂。有些企业则配有图书馆,还有各种兴趣和爱好的学习小组与社团,甚至有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各种乐施好善的义务组织。

笔者问一些企业负责人,是不是企业有外单,需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通过社会责任的审查。他们表示,外企对企业确实有社会责任审核,包括劳动安全、工作强度、薪酬水平、环保排放等。但他们认为,中国人有家族文化传承,一旦企业将员工视为家人,给予家人般的关怀,员工还是有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用的文化。他们说,对于优秀的企业而言,社会责任认证仅是基础,真正的员工关怀不是应对验厂审核,而是要满足员工真实的生活需求。

深圳有家企业的负责人讲,员工离乡背井出外打工,需要实实在在的收入。如果企业给他们一个月一两万元的工资,员工在外面租房、坐车、吃饭,每月就要万把块钱的支出,实际收入就很少。这位负责人说,企业和员工是命运共同体,员工的能力关系到企业竞争力。所以,企业不仅要关心普通员工的生活,还要关注他们的工作,关注他们个人能力的提升,比如制定企业职工的技能培训及考核。

江苏苏州的固锝公司就把传统文化应用到企业管理上。固锝公司的文化系统包括人文教育、人文关怀、绿色环保、健康促进、慈善公益、职工拓展、人文记录和敦伦尽分,其基础是人文关怀,目标是止于至善。

给固锝公司做精益管理咨询的一位咨询师讲,他们给固锝做精益改善周,非常震撼:普通公司做得好的,一年也就做几十个改善周;而固锝公司的企业文化非常棒,员工自主自觉,一年下来改善周能够做200多周。其中,一个改善项目通过对流程的优化,工序由41项减少为21项,人数由68人减少到未来的45人,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河南省许昌市的胖东来公司,企业文化主张公平、自由、快乐、博爱。公司除了建立非常好的分享机制,还帮助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生活规划。

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如此善待企业员工,甚至比国企还讲福利、讲人性、讲公平,它们不是只会偷税漏税、假冒伪劣、行贿受贿、低买高卖、囤积居奇吗?现在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农,家

作为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细胞,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过去农业社会乡村宗族作为社会最基层组织的功能。

中国已经有连续20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出台了关于中央对于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发展的相关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与农村的政策设定问题是根基之策。

三农专家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承载了中国人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合一”的生存方式,由此决定着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尽管王朝更迭,但只要中国的农村存在着宗族延续,中国的文化就能得到延续。中国农村就是中国人生产、生活、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

温铁军还有一个观点,解放以后,通过农业与农村,化解了新中国的多次经济危机,包括建国初期的城市供给危机、工业化原始积累问题、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开始,工厂开始从农村吸引大量劳动力。而今的农村,又变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地方。现在的农村,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仅有的资源被城市与资本侵蚀,留下的是残败、萧条与环境堪忧的村落。

与此同时,温铁军提出了很多乡村振兴的建议与观点,包括对于农村生态化的发展方向,认为生态化是比工业化更高的生产、生活与文明方式。

今天,反观农业现代化发展良好的国家,无一不是工业化、现代科技发达的国家。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重要的基础,这应该也是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的新生态。

农,技,工

最近,笔者考察了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康御智慧农业园。它们探索开创了一套立体种养、生态循环、低碳环保、优质高效的种养一体化模式:利用山坡地,用钢构搭成四层楼高的农舍,一层养鱼,二层养猪、养鸡,三层种植蔬菜或者名贵中草药,外墙还种着一种名为忧遁草的抗癌草药。

鱼塘的水含有硅藻、螺旋藻养分,通过智能的滴灌设备灌溉植物,植物无需农药化肥就能健康生长。鱼塘中的养分,则是来源于投喂鸡的饲料。在鸡饲料中添加了菌草料,鸡吸收后排出粪便直接掉进鱼塘,进而裂变成很多硅藻、螺旋藻,成为鱼的养分。如此养殖出来的罗非鱼味道非常鲜美。

该农业园创始人陈进辉博士解释,架空鱼塘养鸡的设计可以降低鸡粪清理成本,也消除了传统养鸡的臭味。这一模式不但节省空间,还具有提高鱼氧、改善池内生态系统营养环境、减少鸭寄生虫病等优点。据介绍,康御园区亩产可超百万元产值。

陈进辉博士今年已经67岁了,他说自己是农村出身,有机会出来读大学改变命运,后来下海创办企业和工业园区。有了原始积累后,他一直希望能够力所能及用自己的知识与实践反哺农业农村。于是乎,他在家闭关一年,构思自己的农业3.0、4.0模式,而今已经迭代到6.0模式。

在陈进辉博士的农业园区里,动植物都可以听音乐,鸡舍、猪舍没有异味,鸡舍的负离子可以达到50000万个,我焉知鸡比人幸福?

陈博士的研究团队,有研究种子种苗的、有研究水分子、研究植物的。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单靠国家政策,一定还需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发挥作用。农业也要靠资本,资本要讲投入产出。中国农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看产出。而农业产出,一定要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工业成果与商业模式。

现代的农业文明也好,生态文明也好,一定要借助人类工业文明的成果。荷兰国土面积狭小,气候偏寒冷,每年农产品的出口达到1000亿美元,仅次于自然资源良好、耕地面积超大的美国,这正是借助了工业技术的成果。智能大棚、芯片发光、育苗育种……荷兰的大棚光照时间,能够达到一年5500个小时。

跟笔者同去陈博士农业园的还有几位中小制造业的企业家,大家也畅想了将康御农业园的模式推广及商业化可能。一是通过结构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总体设计,进一步降低投入成本。二是通过提升光能效率与增加负离子等等现代技术,促进动植物的健康成长。三是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总体提升农业园的科技水平,从而打通农业发展的技术、商业模式与客户的所有验证。

企业,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一,在于让中国发展工业,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生态,中国也成为了工业化国家。

因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小规模的制造企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使之成为产业工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量、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国人的收入结构,也实现了从过去几千年依附农业到依附工业的转变。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202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城镇化率)也达到了65.22%。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谈及中小企业时,喜欢用“56789”来形容中小企业的作用,即“贡献了50%以上的国家税收,60%以上的国家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占企业数量超90%”。

从这个视角看,中小企业的存在,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问题。从经济规模与税收收入、就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角度,中小企业就是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基础。

笔者认为,工业化国家不仅仅是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还必须涉及就业结构中产业工人的比例,产业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水平等。工业技术成为社会的生产力支撑,工业文化与价值观念在社会逐步形成。

如今,中国企业的管理形态与改革开放初期已完全不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与农民工组合的业态,到大产业与产业工人的业态,中国企业也从单一的制造业态到企业组织业态,并开始拥有自己的管理文化与经营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关系,也在中国现代企业中找到一些痕迹。企业是原来外来务工人员、现代产业工人的家。它提供了产业工人参与生产的机会,提供了新的生活业态,提供了人生新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每家企业都成为中国社会的细胞,承载了现代中国人生产、生活、生态的新“三生合一”。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其存在的目的是创造经济绩效。但这种经济绩效并不是企业的目的,而是企业作为经济主体所履行的经济责任,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他还讲,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企业依托社会而存在,社会为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意味着企业不仅受到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产生影响。

德鲁克还强调,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并采取符合道德标准的行动。这是因为企业的目的是在企业本身之外,必须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基本权益。这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也是企业作为社会细胞的伦理底线和道德要求。

当中国企业拥有了属于中国文化的社会伦理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直至今日,笔者还是要追问:中国究竟是农业国家还是工业国家?为何中央每年出台的一号文件还是以农业及农村为主?这是历史的惯性,是中国人口组成还是以农民为主,还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层就在农村?为什么中央的一号文件不能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

笔者曾跟一家海外智库交流,专家讲,美国2023财年国防开支预算8130亿美元,刷新历史最好水平。如果要通过国会预算,就会有议员质疑是不是向军工集团输送利益。为了争取法案通过,他们就约定其中的一半预算向中小企业采购,就容易得到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议员支持。

我们很多企业出海到欧美投资,人家不关心GDP,不关心企业税收,就关心两项:一是就业人数,二是工资最低水平,即就业与收入。既然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了中国80%城镇人口就业,那么中小企业才是国之大者。

三年疫情期间,日本就补贴中小企业,只要企业不关张,国民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消费,有消费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全世界央行都在放水,美国、德国、日本通过军工企业发展,增加中小企业订单,美国公民都有补贴,日本中小企业有补贴。

而中国将货币扩张落在了哪里?高科技企业、城投公司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投入都没有转化为中小企业的订单,就落不到老百姓的口袋,老百姓没钱就没消费。在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失灵的情况下,消费拉动就是出路。

把多印的钱转化为中小企业的订单,转化为老百姓的收入,才是正道。因为中小企业,不仅是56789,它就是1,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与重要组成。

至此,笔者或多或少明白了文章开头日本专家所讲的经济差距,不体现在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或是科技水平上,而是观念上的差距。

在一个国家政府、社会、人民的认知中,什么东西最为重要,什么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与目的,什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原理?

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一些新维度:中小企业之于就业与创新的意义,中小企业存在之于中国就业结构与城镇化、社会结构的意义,工业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农业现代化)的意义。这包括就业、创新、收入、社会、现代化、文化、社会组织、社会生态、新的商业文明等等。

一旦我们解决了认知上的问题,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问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订单问题,都成为我们国家解决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抓手了,成为国策,那这些还是问题吗?

假如我们没有努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小企业都跟着国外订单走,中小企业都想着出海,那哪怕有再多的高楼大厦,再多的高铁,再便捷的高速公路,笔者都有理由担心,中国人要背井离乡,下南洋或去全世界找寻新的出路。

相比GDP亦或是高楼大厦,一份跟上GDP增长的收入更有现实意义。而平民百姓的工作岗位,最多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当前,国家对中小企业愈发重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文件解决的是“术”的问题,还需从根本上解决“道”的问题。中国已是工业化国家,必须建立新的观念、新的认知,确立中小企业“1”的定位,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