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点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当时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与其兄长李书城（同盟会元老）的寓所，现为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2021年6月3日，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位于黄浦区兴业路黄陂南路347号。）
△ 中共一大会址外观图
7月23日至7月30日，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等数名代表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居住在距此不远的博文女校，后因会场遭到暗探和租界巡捕房的搜查，会议最后一天转往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在此通过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
图：“中共一大”会议代表的蜡像
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先后两次被法租界巡捕房所捕，大量书籍文件被抄走丢失，之后因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1921年至1936年未组织过建党纪念活动。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今陕西延安吴起县）。为了在国际上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1935年12月底提出组织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党应该全力支持并扩大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些政治活动家当中，出现的为共产党人作辩护的运动。同时基于这个目的，必须很好地准备并广泛开展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十五周年有关的群众运动。”
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批准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并明确将纪念活动开始日期定在8月7日。活动内容包括出版一系列多语种版本的中共传记文学、在共产国际的主要刊物上发布纪念专题，在欧美主要城市举行群众声援集会活动，并在国际列宁学校和共产主义大学举行报告会和展览等等。
同年8月，共产国际月刊开辟“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专栏，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此时身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遂在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讲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过程，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文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
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记者斯诺抵达延安采访，写就《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这一名作。其中写到，毛主席回忆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指的是农历5月，具体动身时间是6月29日，7月4日抵达上海。据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周恩来作了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报告概述了我党自成立以来经历的曲折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号召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1938年春，中共中央准备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具体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这是我党领导人第一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
1938年6月14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和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商定7月1日至7日，开展抗战一周年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纪念周活动。
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6月25日，《新中华报》发表《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抗大是怎样筹备的？》文章，第一次将党的成立纪念日精炼地概括为“七一”。
据《新中华报》报道，1938年7月1日上午10时，在延安市工会举行工人大会，成立了延安市各业工会总俱乐部。下午2时，工人宣传队整装出发，在钟楼到北城门一带宣传。当天，最轰动全城的是晚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提灯大会。太阳还高悬在西山顶上，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就开始向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会合，延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拥到这里来了。主席台前面高高挂着“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的横幅。
晚上7时，大会宣布开幕。首先是全体人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然后由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致词。会场响起雷鸣般的热烈掌声，“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西边的晚霞消失在夜色中，灯火照耀了大地，从延安城墙上望去，仿佛一片星海。
提灯大会正式开始，提灯队由南门入城，有飞机灯、炸弹灯、五星灯、宝塔灯等各种造型的灯。最引人注目的是抗大第五大队第五中队的“五星·斧头·镰刀”灯，灯上一面写着“71—77”，另一面写着“1921—1938”。城内街道两侧观众云集，歌声、口号声响彻夜空。此后一周，延安每天都有庆祝活动举行。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明确提出：“ 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指示的方式明确规定7月1日为庆祝建党的日子。
1941年7月1日，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放假一天，召开纪念会、报告会，热烈庆祝建党20周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了一篇社论和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写的三篇纪念文章。
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二十年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还有一个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就是它已经在全国人民面前成了一个最雄辩的见证，这个见证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与一切丧失自信、希图依靠他人和依靠机会者流的论断相反，是能够独立奋斗的，是绝对不可战胜的，是具有无限前途的。”
朱德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是与北伐战争以来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不可分割的。”“二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过程，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英明地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在一切历史时期中，永远为当时最革命的政治目标而坚决地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当时中华民族和人民的主要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定出和坚持当时最革命的战略方针。”
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与政权》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布尔塞（什）维克的旗帜，跨过了光辉英勇的斗争道路，在短短的一段历史途程上刻画了永古不朽的痕迹”“还是第一次，在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军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的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值得自豪的地方。”
吴玉章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从他个人40多年的经历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说：“中国有了人类最进步的革命理论——马列主义；中国有了最强有力的、群众的、最进步的革命政党——共产党。”
1957年1月，苏共中央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交回中国，这当中有6份资料与“中共一大”密切相关。
1958年，中央档案馆将当中3份资料翻译出来，陆续发布在《党史资料汇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以及准确记载了“一大”召开准确日期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写道：“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但《党史资料汇报》当时是仅供领导审阅的内部刊物，直到1980年1月这三份珍贵文件才正式公布。
1979年，时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邵维正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得出7月23日为一大开幕时间。这个成果于1979年首先发布在内部刊物上，受到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的重视，后发布在1980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
1981年，为纪念建党6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首次具体写明“一大”开幕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