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建议将GDP预期目标设为全球增速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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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2-17 00:43

在地缘政治、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转型等多重不稳定因素之下,2023年12月11-12日,新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为明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一方面继续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和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主基调,另一方面部署了明年的九大任务,其中对如何应对地方债务危机、深化改革、高水平开放、改善民生等热点领域,进行清晰布局。

如何更具体地理解此次中央会议传达的信号,如何认清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势,观察者网高艳平专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李迅雷尤其对2024年的经济目标提出两大建议,一是建议将GDP增长率的预期目标确定在全球GDP增长率的1.5-1.7倍,在目前中国占全球GDP比重18%左右的格局下,设立这一增长率水平仍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7-30%之间,继续引领全球经济。

既然二十大报告明确了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就不能像过去那样片面为了追求GDP目标的实现而放低质量发展要求。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何谓量的合理增长?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相关,疫情三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假设明年全球GDP增速只有2.5%,我们真的有必要把目标设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吗?

二是建议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尝试设定物价控制目标的下限,即过去一直以CPI控制在3%作为上限,今后可以设定不低于1%的下限,这将有助于“提高预期”,提振消费和投资,有助于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领先于全球

观察者网:2023年是疫情放开之后的第一年,回顾这一年的成绩,中央对中国经济总的定调是“经济回升向好”,并且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您怎么理解这个定调?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

李迅雷:今年我国GDP的增速预计在5%以上,相比2022年的3%的速度大幅提高。这是在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两年大幅回落的背景下,仍然取得的较高增长。

2024年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拖累应该会减少,而消费的增速将保持稳定,出口增速也有望走出负增长,那么,202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预计仍能维持中速增长的水平。从长期看,全球经济受制于各国政府的高债务和结构性矛盾,低增长高震荡的特征很难改变,但中国政府的实力相比其他经济体更为厚实,将对未来经济稳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根据IMF、OECD等国际组织及全球知名投行的预测,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速都将有所下行,而且增速估计不足我国明年预期增速的一半,同时全球平均增速估计降至2.6%左右。若按此估算,则明年中国若实现4.5%的增速,则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仍可维持在30%以上。

当然,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必须的,优化结构和高质量增长是长期目标,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而有所回落,但领先全球平均水平的优势应该很难改变。

事求是认识困难与挑战

观察者网:提到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议指出“ 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怎么理解这个表述?在您看来,哪些或哪个问题更要害、更急迫?

李迅雷:这次会议对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提得非常实事求是的。2021、2022年的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而这次一口气提了六个方面的困难或挑战,说明对当前和今后面临的问题已经有了客观、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其中“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这三条分别对应去年的三重压力,但把压力的特征描述得更加具体和精准。例如,需求问题放在第一位,且把它定义为“有效需求(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非潜在需求或理论需求,这就需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同时把社会保障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也是导致我国PPI为负的原因之一,这与疫情期间的“供给冲击”不一样了。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提振信心,改变预期偏弱的问题,如会议提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另一方面仍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来配合,拉动需求增长。

会议提出要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那么,对于“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的问题,一定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控风险预案。正如会议所提出的“房地产企业、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所存在的风险均需要积极应对,这应该是明年的重点所在。

扩大再融资债规模——

与“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并不抵触

观察者网:谈到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地方债务是绕不开的话题,2023年很多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方面的讨论。我们看到文件里面提到“ 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看得出中央层面开源节流应对债务危机的决心。2023年下半年,中央已经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地方灾后重建,这里再次提到“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如何理解?地方债务多大程度上拖累中国经济,您如何理解?

李迅雷: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可以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可以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同时带动扩大社会投资,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比较明显,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如果专项债作为基建投资项目的部分资本金,就可以起到杠杆作用,提高基建投资的增速,从而实现稳投资的目标。

当前地方债务规模较大,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按照广义地方债务的定义,当前广义债务利息支出占广义财政的2%左右,说明债务成本是比较高的。

怎么能够降低成本,我曾专门做了比较,我国是中央债占比较低,但各种地方债——包括地方政府的专项债、一般债、城投债、非债券类债务在内,加起来的规模在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是最高的。但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比较低,只有21%,这样我国政府部门的总杠杆率水平并不高,风险也不算大。2024年可以继续通过中央政府给地方发行再融资债的额度,用较低的融资成本来替换过去较高融资成本形成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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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发再融资债与“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并不抵触,但可以大幅减低地方债务成本,有利于化债工作的顺利推进。因此,我认为明年地方债务风险并不大,爆雷的概率比较低。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或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首要目标

观察者网: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九大任务,其中第一条就是产业政策,即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比来说,去年扩内需放在首位。如何理解在中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李迅雷:二十大提出要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科技创新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重要抓手。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方面华为的科技引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同时,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将成为推动中国持续增长的长期动力。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但仍不是制造业强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提高其科技含量。为此,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我预计中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不仅是2024年的经济布局,很可能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从土地出让金财政到股权财政——

有赖于国企改革进一步推进

观察者网:九大任务的第三条提到,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这一两年来,经济学家对于深化改革的呼声比较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两个不动摇的执行问题。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您如何理解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当前的改革,哪些方面或哪一方面您比较关注,如何解决?

李迅雷:会议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力。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5周年,回顾我国的十四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其主题都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开放来展开。可见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核心就是改革开放。

我对提到的其中三大领域的改革比较关注。第一个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经济体量最大、贡献的就业人数最多,创造的经济价值最大,因此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对活跃民间投资、稳定和扩大就业等都至关重要。

会议提到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期望这些举措能尽快落地。

第二个是国企改革。会议提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我在去年年末就提出了“股权财政”这一思路,认为要做优做强做大国企,就需要推进国企改革和并购重组,盘活国有股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从而提升其估值水平,真正实现保值增值,同时也能给国家财政增加收入,从过去长期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收入,转型到从股权财政中获得收入。从过去12年看,央企由于估值水平下移,成为其市值占比明显下降的一大原因。

2010-22年央企在A股市值占比下降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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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对资本市场而言,国企改革的成功与否对于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也至关重要。因为国企市值大,对指数的影响也举足轻重。

第三是“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财税改革涉及到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这对于调整居民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肯定是有利的,故这对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问题也是有帮助的。金融体制改革则有利于朝着金融强国的目标去发展。

高水平开放——

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

观察者网:第四条任务是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会议提出了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说法。由此联系到今年中国外商投资金额跌入低点备受关注。(前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99.7亿元,同比下降8.4%)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不缺资金,这也不值得担心。您如何看待现阶段中国外商投资金额的下滑,以及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迅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即中国的开放之门要越开越大,提供的便利性和规则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从而继续提高我国的外贸进出口份额,吸引更多的外资到中国投资。

之所以强调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正在消退,因此需要增强我国全球最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会议提出要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些举措一定会对外资产生新的吸引力。‍

过去10年中国对主要经济体出口份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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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当然,中国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即新兴产业崛起的同时,低端产业外迁现象,所以FDI的下行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日本、韩国等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外资的净流出。

我国与日韩相比,经济体量更大,市场也比他们大得多,加上基础设施和产业链的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对外资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关键在于要提供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中国经济必须是双循环才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高水平开放将是长期国策。

“量的合理增长”应该用什么衡量?

观察者网:最后,您对今年中国经济目标任务的完成,和明年经济走势如何预测?

李迅雷:我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应该能够顺利完成。但也应该看到,这里既有去年基数较低的因素,又有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的原因。2024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把不利因素考虑更充分一些,这样才能做到进退自如。

不少学者猜测或建议2024年的GDP增速目标为5%左右,但我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非常正确的表述。

因为经济增速的快慢与内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目标定的过高,容易导致“冒进”,过低则导致内循环不畅。因此,如果把GDP的增速目标设定为全球平均GDP水平的1.5-1.7倍,根据历史数据比较,这应该属于“较合理”增速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相关,疫情三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假设明年全球GDP增速只有2.5%,我们真的有必要把目标设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吗?从过往的经验看,目标过高会导致每年都成为“关键之年”,从而为实现目标而大力度加杠杆,导致债务增长过快,对长期目标的实现反而不利。

有人担心GDP增长目标设定过低,会导致就业压力——这实际上就取决于“质的有效提升”了。如美国今年的失业率创新低,而它的实际GDP增速估计在2.5%左右。之所以低增长也能实现充分就业,就是因为它的服务业贡献了80%的GDP和总就业的84%。因此,未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空间还很大,同时可以解决因制造业升级带来的该行业就业人数减少问题。而2022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已经达到47%。

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84%

目前大家不清楚政策的“轻重”力度究竟有什么变化,但我始终认为,政策是“对冲风险”的,即跨周期、逆周期的调节会持续,以稳增长为目标,稳中求进、底线思维。

从名义增速看,2024年出口或将转负为正,对GDP的贡献有所提高,消费将继续平稳增长,而投资增速则保持平稳,其中房地产投资的负贡献将缩小。

由于今年PPI和CPI可能都为负,而我国长期以来都以防通胀为目标,如今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建议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尝试设定物价目标的下限,即过去一直以CPI控制在3%作为上限,今后可以设定不低于1%的下限,这将有助于“提高预期”,从而提振消费和投资,有助于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